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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候生活的城市，市民的居住條件都很簡陋。舊城老屋，灰磚土墻，百姓人家大多擁擠在那些簡陋住所里，難得有幾家是寬房大院。直到我朦朧記事的時候，我們一家四口人還蝸居在一間不足九個平方的狹小房子里。

一張木制雙人床，一個大漆面三抽桌，一個上下兩層衣櫥，是我們當時最值錢的三大件“實木家具”，那也是母親的嫁妝。一把簡陋的沒了靠背的椅子便是我們的餐桌。別無他物。

那是老宅一間靠街背陰的小南屋，我們一家人在這里生活了六年。冬天好說，夏天卻極度難熬。小屋沒有窗戶，一家人憋居在里面，弟弟小就睡竹車，我和爸媽擠在床上，整夜都不關門，掛上竹簾，遮擋蚊蠅，屋子里多少透進點氣來，才能勉強睡個覺。

1977年秋天，母親的廠子擴大搬遷，倒出來很多閑置的廠房，改造成職工宿舍。畢竟是國營企業，浸透著組織和集體的關懷，這些經過改造的宿舍全部都分配給住房困難的職工。我家是住房特困戶，于是也分到了兩間30多平方的大瓦房。

似鳳凰涅槃一般，一家人從那狹小的九平方老宅喬遷到闊出幾倍于斯的寬房大屋。迅疾感覺到生活幸福指數幾乎在一夜之間發生了質變，置身寬綽的兩間平房里，一家人感覺好似換了人間！

搬入新家，那三大件在過去九平方米的小屋里塞得滿滿的家具，卻填不滿一間新居，以致于剛搬去時，外面的那間空蕩了好幾年。

新居坐落于故鄉山東博山的轎桿胡同，原本是一處舊社會大戶人家的私宅。解放后被征為國有，劃撥給母親的廠子做了廠房。這個廠子的前院建成了一所小學，后院分割成三個院落，我們居靠北的一個院落，東、西、北三排房子，五戶人家，我家住北屋。

東屋三間住著郝姨一家三代五口人，北屋住著我家和一戶許姓鄰居。西屋住著劉姨和房姨兩家。算計起來，那時一個院落里住了22口人。以后臨屋的許家和西屋的房姨家陸續搬走。先后換了好幾撥鄰居。

直至1991年，我們全部因一墻之隔學校校舍改造而又搬遷，在這里一住就是14年，14年里大雜院發生了許多許多事，婚喪嫁娶、你來我走，我也在這里渡過了一段美好的從孩童成長為青年的青澀歲月。

最難忘的是大雜院鄰里之間的和睦相處。無論發生什么事情，眾鄰里都是鼎力相幫，過活地就像一家人。哪怕是你家買煤治炭，我家添油加柴，都是老少齊上陣，大家一起忙，從來不讓一家落單。一家若是有了稀罕的東西，哪怕是買一個西瓜都要切出幾片，要家家送去點，一起分享。那個年代，鄰里關系也就是這般淳樸簡單。

美至夏天暑假，便是我們這些大雜院孩子們最快樂的季節，除了相仿年齡的伙伴整天無憂玩樂外，更因為能聽到郝姨家的奶奶講大段的老版傳說故事而吸引我們。郝家***故事，用現代話來講，絕對算得上是“原生態”故事。郝家總是用她那口地道方言，娓娓道來，***故事或驚奇生動，或神怪離奇，或摯情感人，或滑稽可笑。我們時常會在梧桐樹蔭下圍坐一圈，搖著蒲扇，纏著郝家奶奶給我們講故事，雖然她也就會講那么多，但我們從來不嫌，因為看她講故事遠比聽故事要有趣得多。她講的，也大多是我們本地的傳說，“白媳婦的傳說”，“孫閣老的傳說”、“不孝夫妻變成狗的傳說”，“孝婦顏***傳說”等繪聲繪色的故事，每次講起，都會安穩我們大半天時間。

 郝家奶奶是過去大戶人家閨女，滿門忠烈，弟弟妹妹全是參加過抗日戰爭的老革命，妹夫是重慶市建國后的市長。她在我們全院人心目中，是見過大世面的人，北京、上海、哈爾濱、煙臺那樣的大城市她都去過，因此她懂得多，見的廣。時常她也講些她去各地的所見所聞，風土人情，同樣也會吸引我們，那時候我們甚或幼稚地想，原來我們家鄉以外還有這么大的世界。

老奶奶小腳小個頭，走路一拐一拐，但身體卻硬朗的很，家務活樣樣都是她干，蒸饅頭，洗衣服，看孩子全是她的活計。那時大雜院里，白天大人上班，家家都不鎖門，全是郝家奶奶在院里干著家務給各家看門，誰家來個人她最先知道，誰家的人干什么去了，她也了如指掌，因此當時是我們大雜院的 “一寶”，或許是因為勤勞又秉性善良的緣故，至今老奶奶已101歲仍然健在。

大院里最熱鬧的人是我們的郝姨。郝姨性格直率豁達，大嗓門，風風火火，整天在院子數她動靜最大。她下班回家，老遠就能聽到她的聲音。有意思的是，郝姨家倆閨女，我家倆小子，年齡都彼此相仿，可巧的是她的小閨女和我的弟弟生日都是一天，郝姨喜歡兒子，我媽稀罕閨女，倆姊妹整天啷啷著彼此換一個兒女，以求兒女雙全。

郝姨和我媽不僅是同事，也是好鄰居，好朋友，彼此相幫相助，處得跟姊妹一樣。郝姨是個熱心腸，誰家有事，她就最先撲上去幫忙。

記得有年冬天的一個夜晚，我發燒，扁桃體腫的化膿，疼得我直哭，爸爸又出差在外。這下可急壞了我媽，趕忙去找郝姨來一起想個辦法。郝姨進屋一抹我的額頭，沖我媽咋呼到：“快，上醫院，你還等啥？！”

我媽望望熟睡的弟弟，面露難情，郝姨看出我***心思，趕忙叫來他家叔叔，看著我弟弟。二話沒說，給我穿好衣服，背起我就急匆匆往外走。黑夜里，天寒地凍，郝姨硬是背了我一路，徒步趕了七八里地來到醫院。路上我媽要換她背我，她說什么也不。到了醫院，醫生看我病成這樣，沖著郝姨就說開了：“孩子都病成這樣了，怎么現在才來，你這媽咋當的？”。郝姨一臉愧色，我媽在一邊怯怯地吐吐舌頭，沒敢說話。輸液到半夜，回到家時，弟弟還在熟睡，而郝家叔叔卻寸步不離地守在床邊。

東屋的劉姨是山東濟寧人，一兒一女，我們按名字喊“戰博哥”、“華濤姐”，從來是喊名不喊姓，顯得跟一家人似的。劉姨家的伯伯50多就因病去世，當時媽媽和幾個同事都輪著去劉姨屋里陪她說話聊天，生怕她一人在屋里總想故去的親人。記得那段日子，劉姨有時候總會傷心落淚，我媽她們也沒有多少話，也陪著她默默流淚。各家的大人都囑咐我們這些孩子，在院里玩耍時，就喊出劉姨出來，看我們玩，混混她的心情。就這樣，劉姨在全院人的關心下，臉上漸漸的有了笑容，日子也恢復了平靜。

最感人的還是我們大雜院集體搬遷時，早搬走的被大家一起送出院門，分手時互相叮囑，彼此關切，甚或留下難舍的淚花，男女老少一起目送出這家人走出好長一段路，那家人家拉著家當也是幾步一回頭地含淚擺手。十幾年的鄰里相處，此時早已轉化成難以割舍的親情。

大雜院雖已不復存在，但這份情誼仍然還在延續，老鄰居們雖然各居異地，但也會時常湊湊，互相串串門。誰家如有大事，也是一喊就到。雖沒有了當年在一起住時的熱鬧，但是大雜院的真情厚誼卻永遠駐留于我們全院人的心中。

曾經裝滿我童年少年歲月的大雜院，是我永遠難以抹去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