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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鋒作為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共和國一個典型的公眾人物，他的精神主旨，出示了計劃經濟時代所倡導的道德倫理、社會環境、經濟環境以及政治環境等多方面的生態系統。它的功能、它的作用、它的宣傳效果在一個歷史時期內，所標榜的社會價值和使用價值，為共和國初期的各項建設，充分地發揮了它的積極性。時至今天，這種傳承，它在某種程度上，一直影響著我們現當代經濟建設下的發展思路。其實，這種正能量的輻射，它從根本上反映了我們國家的那種以促進人類共同發展和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大局為基本準則，是一個國家精神文明體系的主要標志。因此，它不論在何時何地，它的功利性和指導性，都有著它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應予以高度弘揚。

    我們是傳統的儒家思想陣地，國家的執政理念，在指導國民的日常生活中，所出具的迫切性和實用性，為經濟建設的高速發展潛伏了很多未知和不可預知的思想領域，而陷入這種困惑的人，一旦不能自拔，就有可能導致其滑向對立面。

   “土匪”，這一個詞語，就是一般意義上的強盜。何謂強盜，強盜就是指違背他人意愿，行使主觀上和客觀上造成他人的人身、財產等多方面的傷害和破壞行為，它的惡劣行經，具有嚴重的暴力傾向和侵犯人權的非法行為；具有直接或間接使用他人不能抗拒的某種個人的或社會的力量。可分為：偷盜，搶盜，財盜，知盜，德盜，官盜。凡此種種，都可以稱之為強盜。

    A：兩男子酒后打車，到達目的地后，司機向兩人要打車費，兩人不僅不付錢，還以各種理由威脅出租車司機，并向其索要1000元人民幣。見狀，出租車司機只好報警求助。8月18日凌晨4時許，“的哥”李先生開車到大西門附近時，看見有兩名男子站在路邊，揮手示意要打車，李先生問兩人要到哪里，其中一個人說到雙橋，兩人身上有很重的酒味兒。李先生開著車到文化宮附近時，兩人又改變主意說要到東南營，于是李先生又開車沿著解放大道向東，將兩人送到位于文明大道的東南營。當李先生告知應付11元錢后，誰知身材較瘦的男子突然對李先生惡語相向，聲稱自己是不會付車錢的。李先生聞言，心想兩人都喝酒了，不給就不給吧，于是跟兩人說：“車錢我不要了，你們早點回去休息吧。”“車錢我們給，你不要不行，但你得賠償我1000元錢！”身材較瘦的男子對李先生說道。“我為什么要賠你們錢啊？這不是敲詐嗎？”李先生不解地問。“你耽誤我們時間了，跟你說，我今天就是訛上你了，報警也沒用，你看著辦吧！”兩人威脅李先生說。雙方糾纏了近半個小時，李先生見此情況，趕緊打電話報警。接警后，安陽市公安局文峰派出所3號巡邏車民警火速趕到事發地，見到了報案人李先生和他的出租車，當時車停在文明大道與文化路交叉口的路北邊上，兩名男子坐在車里。民警上前了解情況，當問到兩名男子為何要李先生賠償1000元錢時，兩人一會兒說李先生沒將他們送到地方，一會兒又說李先生開車繞彎路了。最后，在民警的教育協商下，倆人將車錢付給李先生后離開。

    B：2006年，南京一位老人趕公交時跌倒，路過小伙將老人扶起就醫，事后小伙反而遭到老人索賠，法院認定小伙與老人相撞可能性較大，應賠償老人40%治療費。一時間類似的諸多事例讓很多人對“攙扶摔倒老人”產生恐懼。昨日上午，這樣的糾紛在南京火車站再次發生，所不同的是當事主人不是老人，而是一名孕婦。好在警方通過監控錄像還了熱心市民清白。

昨日上午10時許，市民鄭先生趕到南京火車站，準備前往上海。他下了33路公交車往火車站候車大廳方向趕去時，“撲通”一聲，前面一個女子被一個奔跑的小男孩撞倒了。一開始鄭先生并沒有注意，他向前走了四五步猛然發現，跌倒在地上的女子是一名孕婦。此時孕婦斜躺在地，手捂著肚子，面部表情十分痛苦。“小妹子，怎么樣？不會有問題吧？要不要叫120……”鄭先生關切地連連詢問。

    此時孕婦看也沒看一眼就質問鄭先生：“你沒有長眼睛啊？”隨后孕婦試圖一只手支撐在地上爬起，可又很艱難。鄭先生見此，忙將孕婦從地上扶起。當時廣場上還有其他旅客，見狀都圍上去。就在鄭先生轉身要走時，孕婦突然上前攥住了鄭先生的衣角大喊：“就是你把我撞倒的，你不要走！”雙方正在爭執時，一名女子也湊上來說：“我看到了，就是你撞的！”該女子還強調自己與摔跤的孕婦“素不相識”。不一會兒，孕婦打電話將她丈夫叫來，其丈夫趕來后，一把拽住鄭先生就揮拳要打，并問鄭先生，“既然人不是你撞的，你為什么要發善心去扶，廣場上來來往往人多著呢，就你一個人學雷鋒？”孕婦丈夫問得鄭先生無言以對。先前“素不相識”女子又說是鄭先生撞的人。孕婦夫婦見有人作證，更認定是鄭先生的責任，繼續糾纏，并提出拿2000元錢作為賠償。無奈之下，鄭先生只好報了警。

    “我和這位大姐很熟，她不會故意為難別人的。”當車站民警趕到現場時，原本自稱不認識孕婦的女子突然改口。鄭先生馬上回擊說，你剛才說和她不認識，現在又說認識了。就在這時，前來托運行李的一位姓王的男子向民警描述：“當時，我正好路過，孕婦倒下時，就在我旁邊不到兩米處，我想去扶，旁邊更近的這位大哥已經扶了，然后我就走了。她其實是被之前路過的一個男孩蹭了一下，才失去重心跌倒的。”見王某作證人，孕婦夫婦也不答應，說王某是與鄭先生一起的。　雙方說法一時難住了民警。民警從廣場監控錄像里調閱了事件經過，正如鄭先生所說。隨后，孕婦及其丈夫向鄭先生道歉，但被鄭先生拒絕了。

   C：某日與妻吃飯，閑聊中向我講述了下班途經新華書店門口所見一幕。一名約六七歲的小男孩手里拿著部手機在書店門口把玩，突然從不遠處有輛摩托車疾馳而來。一位四十左右的中年男子跳下摩托車，徑直走到小男孩面前，氣勢洶洶地責問男孩手機從何而來，是不是偷來的。小男孩可能被鎮住了，一時沒有回答，該男子便不由分說一把奪了手機。被該男子的暴力所驚嚇，小男孩哇哇大哭。一旁的老太自稱是孩子的奶奶，向男子解釋自己的孫子其實是在等待手機的失主歸來。手機是她孫子在書店看書的長凳上發現的，本來她打算交給書店的管理人員，但孫子堅持要親自還給失主。對于老太的解釋，男子并不相信，仍堅持認為自己的手機是被小男孩偷走的，接著又教訓了孩子一番，才騎著摩托車揚長而去。留下的是眼淚汪汪的孩子和無奈的老人……

    從上述三則實例中，我們很明顯的看出，在災難面前，那些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左右著個人的名譽、地位以及利益沖突時，人性的私欲就一覽無余。“雷鋒、土匪、強盜”的概念，讓人性的良知和道義上的責任感，承受著世俗的洗禮和法律之下的審判。尤其是C組的實例報道，我感覺心情甚是沉重。既憤慨于中年男子的所作所為，更為小男孩欲做好事卻反遭辱罵而無比痛心。此事雖小，但對于幼小純真的心靈來說無疑是一種巨大的傷害，這或許會成為其一生中都無法忘卻的記憶。該如何彌補或撫慰孩子因此受創傷的心靈，該如何幫助和重新讓他們樹立其助人為樂的奉獻精神，該是當前最為迫切也是最為棘手的事。如果當事的中年男子事后經過思考并且良心發現，能夠親自向無辜的孩子道歉的話，事情一定會好辦得多，然而這種可能性還是比較低的。或許小男孩期望的只不過失主對他說一聲“謝謝”罷了，如能獲得額外的獎勵，孩子當然更會歡欣雀躍。然而，事與愿違，得到的卻是誣陷與責罵。孩子的天真無邪和現實的殘酷，透視了這種黑白不分的丑惡，讓我們真正感受到了心靈的震顫，一個不懂事的兒童，他們完全在不受外界干擾的心境下，把自己那種靈魂深處的美麗，綻放給我們這個充滿著復雜的生態環境，而我們成人在沒有充分的把握下，就以簡單、粗暴的方式，強加給那些祖國的花朵，這種野蠻的邏輯和強盜行為，讓世俗下的良心和道德倫理備受譴責。縱觀當今社會，做好人好事反被誣陷為肇事者確實不少，使得那些“雷鋒們”心灰意冷，以致從此不愿或不敢再去幫助別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想因此逐漸地盛行，這種倒行逆施的不合理性，嚴重阻礙了我們大時代前進的歷史步伐。

    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國家在扭轉計劃經濟時代人們舊的思想認識的同時，把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納入了重大的建設體系，而這種側重點在實施的過程中，物質文明的豐富，顯然要比精神文明來得更迫切、更實在。一夜暴富的急功近利，讓很多人沉溺在燈紅酒綠、紙醉金迷、物欲橫流的瘋狂意識流里，而那種腳踏實地、埋頭苦干、認真做事的實干精神被漠視，究其原因，還是國民與國家的具體政策存在著認識上的巨大分歧。

   回首我們改革開放幾十年以來，共和國在黨的第二代中央集體領導下，一部分先富裕起來人群，拉抬了社會價值觀的使然，讓社會無休止地在攀比的過程里，他們那種等級化的優越感，制造了社會的矛盾的沖突點。其實，這些人從本質上去分析，他們并不比普通人高明，只是這些人在計劃經濟時代所處的政治環境和經濟環境具有大多數人所不具備的優越條件，他們那些財富的積累，或多或少地是建立在國家法律的漏洞之下，才有他們現在的經濟地位或者政治地位翻身，而普通人的生活節組，只能遵從社會發展的自然規律。

    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在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基礎的指導下，以現當代中國特色的經濟建設模式，把我們優秀的古文明國度，從一個曾經的高度推向另一個未來的高度，首先需要我們精神文明體系的高瞻遠矚。因此，它的建設，在以后的中長期發展過程里，必須有一種指導性和約束性來具體的輔導。

    樂善好施，助人為樂，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人患難，眾人相幫，是我們炎黃子孫應該傳承的永恒精神。讓正義得到伸張，讓邪惡得到懲罰，是我們這個社會秩序和經濟秩序的前提和必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