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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濃縮了我的一生，反映了早年的艱難歲月和我的奮斗，從而走向晚年淡定的心路歷程。    

     ——題記

     引言

《拂袖塵囂》亦名《生命之光》，是我三年前寫的長篇散文，寫在“敏思博客”關閉之前。其實，我最不會寫散文和詩歌，尤其是朦朧和寫意，那完全是文字功夫，文學功底淺陋的我，無法駕馭精美而簡潔的文字，濃縮不出深邃的寓意。當讀了粵亮的《以寂寞之心，來感受簡樸的生活——初讀<瓦爾登湖>有感》的博文，引起了我的興趣，也想讀一讀這本散文集，尤其這本集子的譯者徐遲是湖北省傳記文學作家。在寫《廊橋遺夢》和《查泰萊夫人的情人》讀后感之前，我曾讀了兩本傳記文學：一本是《斷頭艷后》，一本是《卡特葉琳娜二世》，對傳記文學的作者佩服得五體投地。那是一個時代大背景的縮寫，一個人物的全部。不像寫小說，可以無邊遐想地虛構，隨心所欲地駕馭人物，“鳳頭豹尾豬肚子”，只要放得出去收得回來，其中塑造一到兩個人物就行了,如果人物樹立的形象鮮明，小說就成功了。而傳記文學需要大量的史料，讀那兩本書時，大有作者翻遍了天下圖書館之感，既還原了人物，也還原了歷史。而對于《瓦爾登湖》的譯者徐遲，我也無比敬佩，不是因為他是湖北省的作家，而是他的《哥德巴赫猜想》和《地質之光》兩篇報告文學在我的腦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個文學家對兩位科學家寫得那么細致入微，深情感人，不僅了解了楊景潤和李四光，也了解了高深的數學和地質科學知識，以及兩位科學家的貢獻對人類的深遠影響。在《瓦爾登湖》里，譯者對作者的介紹也不例外，從生到死寫得那么仔細，而且資料翔實，無異于原作者亨利-戴維-梭羅的一部小傳。我還沒有讀完這本書，只讀了“譯本序”和“經濟篇”兩個篇頁，無疑它吸引了我，但也有些不同的看法。因此想就粵亮博文命題中的相關問題，沿著《瓦爾登湖》經濟篇的思路，寫一寫我往昔少為人知的親身經歷，談一談個人的淺見，作為“我心如鏡-回顧人生”欄目的一個完善，也作為《浮生若夢（《海河之戀》續）》和《大愛無聲（歲月三部曲）》的一個終了續篇。

（注：本文二〇一〇年寫于敏思，文中所記年份均為三年前，連接目錄已經無法打開網頁。）

     一、孤獨與寂寞

    在敏思我的2583篇博文里，除了《孤獨與美麗》一文的題目用了“孤獨”兩個字，從來沒有提過“孤獨”這個字眼兒，也沒有那個情緒，不是避開不寫，而是根本想不到。其實我的人生是最孤獨的，用舊思想的老人們的話說，我的“命孤”或是“名獨”。在我的《海河之戀（自傳體長篇小說）》里曾經提到過：三歲時死了生父，母親生下我和一個大我四歲的姐姐，可是在我九歲那年，姐姐也夭折了，繼父無兒無女，從此孑然一身。雖然表弟表妹和侄兒侄女一大群，但是很少來往，且都比我的年齡小一大截，因此從小就養成了孤獨的性格。我不愛合群，特別不愛和鄰居的男孩子們一起踢球打蛋，做什么呢？看書寫字，在娃娃書上描小人兒，給姐姐梳頭扎辮子，跟姐姐學繡花，姐姐死了做手工，小學四年級時學演講、學口琴，專心致志學好功課。后來上了初中，開始注重體育鍛煉和參加課外活動，但除了年級壘球隊外，也只是口琴隊和新聞社，給報紙副刊當學校小記者，干的都是個人喜歡的事。到了工校就大變了樣子，當了半年班長，半年組織委員，兩年的團支部書記。父母的疼愛、同學們的友誼，加之工作和學習的緊張，根本沒有孤獨的概念。

    參加工作就一頭扎進云里霧里，1958年劃成“右派”，我用拼命勞動阻滯思想；1962年結婚，學會了一身持家的本領，我自己曾開玩笑說：除了給孕婦接生以外，沒有我不會的。可是1966年以后，我因一本小說和保存了整風材料，被認為“企圖翻案”，經過幾番“辯論”，重新戴上了帽子，苦海孤舟，一晃就是八年。在那“極左”路線的思潮下，“文革”時期的“右派”是可想而知的，可是我有了兩個孩子，和愛人同甘共苦，相濡以沫，不就是不參加一切活動嗎？小日子過的挺舒坦。收入有限根本難不倒我們，到江邊撈菜幫子做泡菜，撈蘿卜做蘿卜干，撈辣椒做扎廣椒，自己做各種醬菜；買了一臺舊縫紉機自己做衣服，給孩子們改衣服，補膠鞋球鞋，給磨破了的布鞋打包頭釘掌子……除了心里憋一股氣外，也感覺不到什么孤獨與寂寞。

    孤獨與寂寞是一對孿生兄弟（姐妹），1995年初愛人因腦溢血搶救無效突然去世，幾乎一棒子把我打倒，在鄉下親戚們的熱心照護之下，不到一年我又緩了過來，開始接過來愛人做飯的手藝，精心照顧好外孫，陪他學習和看電視，一個人在家里收拾房間做家務，閑下來就看看書，搞累了就吹吹口琴，2003年開始編織中國結，直到搬入新家學會了上電腦，每天的博客眾目可見，又有和粵亮的“五年相伴”，時間過得飛快。一般來說，容易感到孤獨和寂寞的人，通常是思想比較活躍、又有多種愛好、感情比較充沛（即所謂“性情中人”），性格需要展示或表達。但平時無處表達，感情不能充分抒發，心中有話無處說無人說不能說，更不能慢慢地從心底往外說。而我雖然也屬于“性情中人”，但始終有個“防空洞”（家庭），“保護傘”（先妻，現在轉為兒女）和“聽眾”（眾所周知的老孫、老劉等摯友），寫博以來又有敏思做平臺，這都是我精心打造的，所以孤獨與寂寞今生似乎與我無緣。

    除了上述之外，讀書是消除寂寞的唯一法寶，只要沉進去，書中的情景和人物就可以和你對話。我的藏書不多，但從小養成了愛讀書的習慣。《人民文學》是1950年5月1日創刊的，那時我就買了創刊號；在工校時填鴨子式的學習和團的活動緊得喘不過起來，我幾乎讀完了蘇聯新出版的小說和普希金的詩；文化大革命期間是文化禁錮，除了五卷《毛澤東選集》以外，我仍讀了四大名著、聊齋志異和三言兩拍；改革開放以后文化開放了，我訂了《新華文摘》、《當代》，《十月》、《收獲》、《小說月報》、《小說選刊》、《散文》、《報告文學》等一大堆雜志；還參加了《長江》雜志社舉辦的為時八個月的函授班，讀完了六本關于寫作的“白皮書”；在搬入新家以前，我和老孫逛了兩趟書市，購足了一輩子看不完的書。其中按套計就有十好幾套，主要中國的有《中國古典傳世名著》、《中國古代禁毀小說》、《中華孤本小說》、《中華歷代通俗演義》、《李清照全集譯注》；外國的有《世界中篇小說經典全集》、《世界短篇小說經典全集》、《足本外國禁毀名著全集》、《莎士比亞戲劇全集》、《莫泊桑長篇小說全集》，此外《魔戒》、《教父》等不一而足。至今堅持每日至少一小時讀書和每周在電視上看兩到三部電影，搞不好弄到晚上九點半鐘才吃飯，凌晨兩點鐘睡覺，早晨八點鐘以前照醒不誤。當然，這和整閣整軒的藏書，從事文史專業研究和教學工作者、愛好者、媒體和社會工作者相比簡直微不足道，可是不怕博友們笑話，我畢竟是學工程、搞技術的，而且“文革”以后才開始“出道”。

    二、生活簡樸到最低限

    在《瓦爾登湖》經濟篇里，我領會的主要精神是生活簡樸到底線，不做生活的奴隸，憑借一雙手去創建自己喜歡的生活。用徐遲的話說是“帶著一把斧頭來到瓦爾登湖邊，建起了自己的小木屋”，其實這是不可能的。我也蓋過自己的房子，用瓦匠師傅的話說：“多大一間房子就需要多大一堆材料”，而且“土木雕漆泥”諸道工序，即便是木屋一道不可少，“一把斧頭”是解決不了問題的。盡管柱子和椽子可以自己砍松樹，墻壁、門窗和屋頂還是從近鄰的舊屋拆來的，而且建成還是靠的朋友幫忙，等于是把一棟舊房子挪了個窩。從居住人口上說只有梭羅一個人，從時間上看也不過兩年零兩個月，目的是為了體驗生活。而我呢，時間幾近20年，人口是四個，頂著巨大的政治壓力，每月收入合計不過66元（今天想起來還是個吉利數字呢！）目的是生存。如上所說還要讓家庭過得溫飽，不把生活壓縮到最低限行嗎？

    我用一篇《三個壇子兩個蓋子（紀實文學）》道出了這種困境，一戶人家最起碼的生活必須有三要素：衣、食、住，把每個要素比作一個泡菜壇子，必須有蓋子才能框嚴。但是三個壇子只有兩個蓋子，要想得以過活就得“變戲法”。戲法怎么變？就靠一個腦子和兩只手了。生活簡樸到什么程度？1962年3月我們結婚，沒有利用“三八”婦女節，而是改在3月10號，因為那時每周只休息一個星期日，雖有一個星期的婚假，我們準備到鄉下過的。星期六那天我倆照常上班，穿著工作服一起吃頓晚飯就算結婚了。7點鐘，單位上來了一位工會主席和一位辦公室主任，隨來了幾位比較要好的同事，屋里連椅子都沒有坐的。有什么家具呢？愛人是住在她的叔祖母家里的，一張一米二的白坯子床，合起來兩個人的鋪蓋，我提了一口紙質綠色布面的小皮箱，從單位上花了每月扣5分錢租了一張白坯子兩屜桌、一合鋪板和兩條長板凳。至于結婚物資，憑結婚證供應了一床被單、一個臉盆、一個3磅水瓶、一雙皮鞋、兩個口杯、兩條毛巾和兩塊香皂。今年8月我偶然翻出了這兩張結婚證，忍不住心情寫了一篇《【幽窗碎影】歲月留痕》，現在看起來自己都感到心酸。從那以后我在單位上就有了一個美妙的外號“罐頭客”，不是現在西洋大餐的那種美味罐頭，而是糖水梨子之類的玻璃瓶子，到處丟的都是，撿兩個塑料蓋的，用自己編織的塑料線網兜提來提去，里面裝的是自家做的泡菜和胡豆醬或豆腐乳，買四兩飯就是一頓午餐。偶爾食堂賣“坨坨魚”（大塊的燒黃魚）或紅燒肉什么的，花兩毛五分錢買一個，自己不吃，用罐頭瓶子提回來給孩子們打“牙祭”。從家里看，我們比誰過得都好，兩個孩子月月沾葷，逢年過節或是假日，只要有點灰面（面粉），我就想方設法給他們做小點心吃，用古巴糖（黃色的計劃糖）包糖包子，加上計劃“點心”的碎末末，做成小水果、小動物之類哄他們；除了油條和馓子沒有炸好，凡宜昌見過的“油貨”，沒有一樣我不會做的，做飯計劃煤不夠燒就自己用廢鐵皮敲煤油爐子（當時經常停電，煤油計劃寬松）；每年憑計劃布票大人小孩總有新衣服穿，現在街上流行的各式各樣接頭或補巴衣服我的女兒穿的最早（全用舊衣服改的），用勞保發的手套拆成線給孩子織秋衣秋褲（愛人），每個人都有一件毛衣，用鄉下支援的布票和棉花還給老丈人做了一件六十壽辰的棉皮袍……

    由于長期的艱苦生活我學會了適應環境，無論走到哪里我都吃得飽睡得香。早年的一個冬天，我到當陽坳口水庫幫著工地處理發電機事故，在震動而轟鳴的柴油機機座旁邊鋪上稻草睡了一夜；和外線工到農村勞動，在堂屋冰涼的土地上鋪上稻草，上面鋪上一床粗布被單就是幾夜的睡床；在我的一篇《<生死緣>（記實小說）》博文里寫到，我能和死人腳對腳地睡了一個晚上……

    不僅如此，我更可以在最艱苦的條件下，用自己的意志使生活變得美好。

    三、八天“世外桃源”

    大約八年前的一個春夏之交，我陪姑爹到恩施地區的建始縣去看望小表弟。他是枝江縣江口鎮的菜農，打算到建始墾地種菜，一年沒有收獲，過年沒有回家，老兩口不放心，我就陪姑爹去了。

    那是離建始縣還有幾十里的一條窮山沖，“鬼不生蛋”的地方，要不是有個煤礦在那里，恐怕連路都找不著。可是那里的風景很美，四面環山，青翠的植被像是給群山鋪上了一層綠絨。靠礦井的一側是陡峭的山壁，抬頭看山頂可以落下帽子。中間有一條供煤礦汽車行駛的大路，漆黑漆黑的，用手可以抓起一把煤灰來。不遠處有一條流水溝，是礦井排出來的水，也是黑色的，上面架著一座孤寂的小橋。在路的另一側則是別樣的風景，斜而遠的山坡春意盎然，漫山遍野的野杜鵑花彩色斑斕，生長在雜樹叢間，山坡上散落著幾棟灰白色的石屋。在路的兩端又是層疊的青山，重巒疊翠，不知有多遠，除偶爾聽到汽車和摩托聲外，聞不見風聲和鳥鳴，顯得格外靜謐而安詳。這里幾乎與世隔絕，一天只有四個小時見到太陽，上午十點多才出來，下午三、四點又落下去。據說這里的人都很“懶”，山坡上只覆蓋著兩三寸的土，白拉拉的，下面就是石頭。既無水源又存不住雨水，只有一眼噴泉用一根粗塑料管子接住泉水，兩邊接上細一點的硬塑料管，中間分出幾根軟塑料管自然地流到石屋。所以漫山遍野除了野花、茅草和一人多高的灌木叢，什么莊稼都長不起來。山頂上相距甚遠，地比較平，土層也比較厚，由于路程太遠難于管理，只能種苞谷和土豆，人吃和喂豬全在于此。此外連雞都養不活，因為黃鼠狼比野花還要多，也無人顧得了它們，只好連雞都不養就是了。

    在這樣艱苦的條件下，當地居民很會過日子。他們把上半年收下來的土豆削了皮切成八瓣煮熟，在山坡上晾干，土豆皮連同下半年收成的苞谷一起喂豬，兩年殺一次豬，最重可達600斤筒子，肥肉都有巴掌厚。然后切成條，用鹽腌一腌丟到地窖里保存，連米和油都不買，過年的時候也是一鍋腌肉烘干土豆，這就是他們常年四季的生活了。

    小表弟住的房子是一棟石屋的一間廚房，旁邊是豬圈，底下是地窖。房東是一位孤身老者，兒子因車禍死了，兒媳在外面打工，小表弟就連他家的喂豬和地窖一起管起來了，自然“口糧”也只有吃他家的。

    我和姑爹臨去之前知道這些情況，因為姑爹喜歡喝酒，酒量不大但每日三頓不可少，特地帶了四斤面條、一大包炸小魚和兩三斤油炸花生米，說是只看一看小表弟，了解一些情況，吃完了就回來。雖然小表弟從煤礦里用自己種的菜換來了十幾個雞蛋和兩斤鮮肉，加上房東的腌肉和土豆，沒出三天所帶的東西就吃得差不多了。偏巧姑爹又不吃豬油和肥肉，鬧著要走。小表弟看著爸爸和哥哥（表姐夫）大老遠地來了，一路上很不容易，肯定這一輩子再不會來到這里，環境又優美，空氣又新鮮，連個蚊子和螞蟻都沒有，和枝江完全是兩個世界，說什么也不讓走，惹得姑爹悶悶不樂。一邊是姑爹，一邊是表弟，父子倆的心情也完全是兩個世界，這可怎么辦呢？

    我有辦法！不是飼料池里有一池子苞谷面嗎？我說拿來人吃，讓你們兩爺子也打打“牙祭”。我知道姑爹喜歡吃粗糧和蔬菜，只要能從煤礦換來一斤素油，自家有毛毛菜和蔥姜蒜苗等作料，我保證讓姑爹再玩三天不想回去。

    我用大木瓢舀了半瓢子豬飼料，從缸里又舀了一小瓢子水，倒在飼料里稍停一會兒，把浮面的糠皮倒進潲水缸里，一點也不浪費。往返數道，糠皮完全淘凈了，上面是一層淡黃色的細粉，用手扒一扒，底下是金黃金黃的精包谷面。我用手擠了擠水，打進兩個雞蛋，加上鹽、姜末和蔥花，用天津“貼餑餑熬小魚”的方法，水中滴上幾滴油，在柴灶上貼熟。等水汽干了退了火，不一會兒姑爹的酒菜和飯都來了。餑餑一面是一層咖，厚薄酥脆恰到好處，聞起來噴噴香，用盤子盛起來的時候我故意用筷子敲了敲，梆梆響。姑爹嘗了一口，連連說：“好吃，好吃，想的就是這一口！” ……第二天我們逛山，姑爹給表弟整菜田，我在附近摘野花，起初我以為杜鵑花就是映山紅，只有紅的，殊不知五顏六色形態各異就有幾十種。當時我就在想，如果有一男一女兩個演員，女的在前面跑，男的在后面追，在這里拍電影，肯定是絕美的鏡頭……結果我們玩了八天，環境優美和生活艱苦猶如黑白照片，呈現了巨大的反差。現在的人們不都說想去“世外桃源”嗎？我想那里會歡迎你，只要你呆得住。

     四、我的這雙手

    粵亮在她的《【十指春風】情系中國結》里，說我有一雙“看不出年齡的雙手”。她說的沒錯，一生中我都為自己的這雙手感到驕傲。幾年前我因“老慢阻”住了一次醫院，一天護士給我打點滴，把我的手握得很緊，拔針時她又握著我的手似在端詳，我問她怎么啦？還以為她拔針時出了什么毛病，她喃喃說：“這不像一雙老爺子的手”，說完還輕輕拍了一下。我的手究竟怎么啦？我也不知道，反正手上的皮膚比身上的任何地方都細膩。

    其實，這不是一雙細膩的手、編中國結的手、打字寫小說的手，而是一雙掃廁所的手、掏地溝的手、當“大寫”（當時對用竹掃帚掃地的一種戲稱）的手、燒鍋爐和輪大錘的手，也是電工、鉗工、瓦工、白鐵匠、鞋匠、裁縫和廚子的手。憑著這雙手,我不知創造了多少的“奇跡”。

    文化大革命初期，“備戰備荒為人民”，開展了挖防空地道的運動。單位的院子里有兩個地道口，一個是直井，一個是斜坡。直井已經挖了十米多深，斜井也挖出去了一百多米。可是斜井越挖越亂，不僅高低不平，有些地方抬不起頭來，而且曲里拐彎，有一處竟是“倒拐子”彎（小于90°），直井也開始挖平地。出土都靠肩挑人抬用手拉，不僅使大家受了很多苦，而且斜井無法進行下去。

    一天辦公室黎主任找到了我，我正在工具庫房里給別人敲煤油爐子，一共敲了20幾個，這算是利用上班時間干私活。黎主任闖進來，我的心蹦蹦跳，生怕他來找我的麻煩。沒想到他笑嘻嘻地問我：能不能給地道搞一套出土的設備？我說地道我連進都沒進去過，他就帶我進斜井去看。我一看果如所說，土堆、灰桶、撮箕、籮筐、扁擔、繩子，簡直沒有下腳的地方，瓦工當然無法砌墻，大家都在那里坐著。我說我得好好想一想，看看怎么首先把它理順。地道暫時停工，我可以自由進出了。過了兩天我拿出了一套方案，黎主任讓我先畫個草圖，我說地道挖成了這個樣子，畫圖也沒用，只有“鐵匠無樣，邊打邊相”了。緊接著我就動起手來，在大倉庫里發現了舊鍋爐用的直徑50×4毫米的無縫鋼管和同直徑的45號鋼，然后在廢鐵堆里找鋼板，廢舊電器堆里找零部件；造了一臺3千瓦電動機、倒順開關，兩個繼電器和250米1/2英寸鋼絲繩的計劃；舊滑車、舊銅片、舊彈簧都用上了。只有車工和焊工請了專業師傅，其余全是我自己動手，連起重工用的琵琶頭、接鋼絲繩都是親自干。說也奇怪，那時無論哪個部門的工人師傅都聽我的調遣，儼然是一個現場施工總指揮。沒出半個月，一套用自動斗車卸土，以單根圓管做軌道，用鋼絲繩牽引，既可以爬坡又可以轉彎，兩頭都有安全保護，出口可以直接往卡車上裝土，幾乎是全自動的設備在瓦工師傅的配合之下懸掛在地道的頂部。“你是怎么想出來的啊？！”事后有人問我。我說：“在學校到煤礦實習時學了點知識。”接下來是直井，一臺比著井口設計的圓盤起吊機和5輛既可以翻斗又可以折疊車把的運土斗車在直井里自由進出。

    我想這就是我的這雙手的作為。自那以后我被人們認為是學機械的，因為局里沒有一個搞機械的技術人員，我屬于“不務正業”。后來局里兩次派我到寶塔河和宜都負責鐵塔廠和制桿廠基建的機械設備配套，以促企業轉軌變型早日投產，養活兩個電廠拆除剩余的工人。因為當時正在文化大革命，什么設備都買不到，也是憑著我的這雙手和一本《機械零件設計手冊》，畫出了各種類型、大大小小的圖紙800多張，我一邊出圖，工人一邊加工組裝，“比著鞋殼兒削腳”，共制造出了大小機械設備20余臺套。其中可圈可點的有：寶塔河鐵塔廠鍍鋅車間，12米廠房跨距，只吊出了6米寬120米長的生產流水線，方法按地道斜井如法炮制，只不過是走直線，雙軌，用鋼絞線懸吊，大小車和電動葫蘆俱全，傳動設備也是自己加工；結構車間一臺12米跨距5噸正規行車和6套型鋼沖模和準心模。宜都制桿廠一臺14米跨距，僅用一根加固的工字鋼梁和一臺5噸電動葫蘆，在原基建預設鋼軌的基礎上免去大車和小車，利用單一吊件重量的“反作用力”行車；一臺需要幾個車間才可以完成，而僅用2.5米長、1.2米高、0.6米寬就可以完成的圓條拉拔設備，在外協支援下，動用了車、刨、鉆、銑、鏜諸道工序，圖紙和設備的尺寸連同精度不差分毫……

    文化革命剛剛結束我被正式調到市供電局任技術負責人，在此期間我給市重點工程毛滌綸廠設計并組織安裝了一座35千伏變電站。這個廠的全部設備由日本引進，小日本瞧不起咱中國人，用準時供電和廠方做賭注，聲稱自變電站土建完工之日起計電氣安裝之日，7個星期他們正式交付生產，延誤一天按設備總造價的0.5%罰款，提前一天按同比例獎勵，于是廠方也按此原則和我們簽訂了合同。殊不知，那個變電站的主廠房是我親手設計的，與建筑施工的同時就把地下工程和預埋件全部安裝好了，變電站見不到一根電桿和支架，戶外設備全部安裝在墻上，結構件一攬子交給了寶塔河鐵塔廠加工，30余臺配電設備在開關廠基本做好了調試，所以當土建完工仍沒有見到我們的動靜。正式安裝開始了，我們把臨時工棚一拆，開關柜和結構件源源運來，合同工期是7×7=49天，我們18個各工種的工人齊頭并進，結果僅用了18天就全部完工，整整提前了一個月，和小日本狠狠地賭了一把！也為市局職工賺回了稅后5萬元的獎金……

就我而言，與其說“文革”是一場災難，莫如說更是一筆財富。因此我的這雙手不是我一個人的手，而是全體關愛和支持我的工人師傅——包括那些一直呵護我的家屬們的手，是勞動人民的手，中國人的手！也是當時“靠邊站”的那批局領導的手，是他們的伯樂精神才成全了我的這雙手。

     五、 鬧中取靜

    在《瓦爾登湖》徐遲的譯本序中開頭的第一段寫道：“你能把你的心安靜下來嗎？如果你的心并沒有安靜下來，我說，你也許最好是先把你的心安靜下來，然后你再打開這本書，否則你也許會讀不下去，認為它太濃縮，難讀，艱深，甚至會覺得它莫明其妙，莫知所云。”

我想徐遲的話極是，不但讀書，做任何事情都要把心靜下來，否則任何事情都做不成，更不消說出色地完成。但是，這“心”不是想“靜”就靜得下來的。我從不少博文里看到，許多人都想尋求一片寧靜，特別處于鬧市和學習中，企盼心境的“淡定”、“坦然”，談何容易！這需要從小培養性格，孜孜不倦，在日常生活中磨礪自己，從某種意義上講也可以說是一種“修煉”。

    記得我上初中的時候做過一種游戲，那是幾個同學都訂一本《時事手冊》，只有20張64開紙，從中間裝訂的半月刊小冊子。雜志到了的時候由一個同學到門房去領，當時不發，等到放學后在電車站上電車前再發。我們學校在法國教堂后頭，和幼師近鄰，放學時有數百上千人等“紅牌”（至勸業場直線只有四站），等一趟兩趟根本上不去，我們瞅準了可以擠上去的時候大家一齊拼命擠，這時雜志才可以拿到手。事先指定一篇文章，在車上看完，到終點大約一刻鐘，用“蝦醬”形容乘客不算過分，中途無法停車，也抓不住扶手，下車時仍交給那個同學。第二天早晨上課前把那篇文章的大意和領會精神背給那位同學聽……

    還有一種游戲是“數鴿子”，天津人喜歡玩鴿子，班上同學凡家里養鴿子的，星期一的早晨從家里帶鴿子來，數量不等也不限，但都保密，上課前一起到大操場上放飛，由我們幾個同學望著天空數，看誰數得最準……

    看似一種游戲，沒有在鬧中取靜的功夫是很難辦到的。

    上世紀五十年代，我國翻譯出版過許多蘇聯早期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卓婭和舒拉的故事》、《古麗婭的道路》……一度成為我國青年進步修養的“圣經”。這些書我想大家都讀過，保爾·柯察金那段“一個人的生命應當這樣度過：當他回首往事的時候不會因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會因碌碌無為而羞愧!”的名言很多人還都會背。卓雅是前蘇聯衛國戰爭時期的民族英雄，她的事跡至今還有人講。《古麗婭的道路》也譯成《第四高度》，她3歲上臺演戲，15歲為國捐軀，最注重性格的培養。其中有一個片段至今我還記得：有一天天氣特別熱，她一個人躲在家里寫作業，同學們都熱得受不住，喊她出去玩，她惹都不惹。有同學知道她喜歡游泳，就約她去游泳，她的回答是：“我只做我該做的，不做我想做的。”——“該做”和“想做”只一字之別，這句話成了我畢生的座右銘。

    有了這個“座右銘”，我的前進有了方向，學習有了動力，奮斗有了目標，事業才能取得成功。這不是什么天生帶來的聰明智慧，也不是什么心靈手巧，而是一顆靜止如水的“心”。有了這顆心，一輩子一如既往，沒有什么事情我做不成，也沒有那一項任務是失敗的。

    現在不少人經常抱怨工作和生活“壓力”太大，除了不幸的人，作為健康人有誰“大”得過我嗎？還有人生活本來很安靜的，卻偏要往喧鬧中鉆，鉆進去了，又左顧右盼，不住地嘆息。這些人怎么會不苦惱呢？我說我不苦惱，就是因為我早已把一切都置之度外。

    大約七年以前，我剛搬入新家，對周圍環境不熟悉。我到菜場買菜，帶了一百塊錢先買肉以便把錢打散。買完肉在一個地攤上彎下身去選青菜，只覺得褲口袋一動，我急忙把手伸進口袋，80余元不翼而飛。只見一個青年慌慌張張往一旁跑，我大喝一聲：“站住！”眾目睽睽之下那青年真的站住了，并且回轉身來，長得還不錯，穿的也很漂亮，不無惡意地問我：“什么事？什么事！”我說：“我知道錢是你偷的，讓我認認你，”我指了指自己的鼻子，“你也認認我，以后再遇到別偷我的就是了。”然后擺擺手，“去吧，去吧！”反正錢也要不回來，這些人幾句話是說教不好的。那青年急急忙忙跑了，滿菜場的人都把我望著，這時我才頓悟，在突發事件面前我的心態竟然如此鎮定。

    這不是講笑話，也不是自我夸耀，生長在鬧市之中沒有這種心態，不知會帶來多少煩惱。我不想讓大家學我的樣兒，尤其是年輕朋友。因為《瓦爾登湖》的作者梭羅在“經濟篇”里說的很明確：“老年人的經驗與我無關，那是他的，不是我的，我要創造自己的。”但是也不要羨慕梭羅的生活，那是他的，不是我們的，因為那經不起一輩子的考驗。本文的“八天‘世外桃源’”，那種生活你過得下去嗎？取其美還是取其苦？取其美，生活無處不美好；取其苦，沒有那個必要。不像六十年前的我，傻乎乎地堅決要求“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一定要“把祖國建設成美麗的大花園！”因此我對天津那座大城市拂袖而去，時機未到一切適得其反。現在不要求任何人對大都市拂袖而去，只要求拂去塵囂。好比逛寺廟，我們是虔誠地去拜佛呢？還是去湊熱鬧。如果是虔誠地去拜佛，周圍摩肩接踵的人群你根本不放在心上，如果燒香磕頭完畢，你又擠在人群里觀光游覽，盡管取得了片刻心理寧靜，但那佛等于白拜了，永遠也做不到心靜如水。因此要順其自然，一切按自然規律辦事，做任何事情都要潛心去做，接受生活的各種磨礪。作為人生，對身邊的誘惑只當拂一拂袖子，拂去鬧市的塵囂，靜靜地來，靜靜地去，不沾染一粒塵埃。到那時你就會如同一塊頑鐵磨成了一面鏡子，真正做到“我心如鏡”，乃至“虛懷若谷”，還有什么東西撿不起丟不下，還有什么是是非非好爭辯，又有什么“奇跡”創造不出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