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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37年9月12日，一位穿著藍制服，頭帶禮帽的中年男子步履匆匆，由西走向平番（今永登）城走來。見城外有個賣西瓜的瓜棚，他裝作想買瓜和賣瓜人拉起話來。賣瓜人一聽他的南方口音，機警地向四周望了望，趕忙把他讓進瓜棚，攀談起來。談著談著，兩人激動地站起身，兩雙大手緊緊地握在了一起。

原來這個匆匆趕來的人叫劉德勝，他是中共張掖地下黨支部書記。碰巧，賣瓜人叫郭福海，是二十六路軍“寧都暴動”時參加紅軍的，在西路軍五軍當總務科長，高臺失守后流落平番。

二

要說劉德勝為何到平番（今永登）還得從頭說起。劉德勝是江西寧都縣人。1915年出生，少年時期在江西寧都中央蘇區參加了革命。1929年入團、1932年團轉黨。1934年參加長征。在紅一方面軍九軍團22師66團任團黨委委員兼青年干事。1936年10月、一、二、四方面軍在甘肅會寧回師后，調四方面軍30軍政治部任青年干事，成為了西路軍的一員。

1937年3月，西路軍接連失利，撤入祁連山中。組織上把騎兵師剩下的一個排與30軍、9軍部分人員約70余人（大部分是干部）編成一個連，番號是30軍88師265團九連，任命劉德勝為九連連長。就這樣，劉德勝由機關下到連隊，臨危受命，率領不足額的九連，和敵人在祁連山中進行了最后的戰斗，在一次慘烈的戰斗中抱敵滾落山崖昏迷過去，醒來被馬家軍所俘，挑選進了“補充營”一連一排一班。敵“補充營”里，除了軍官，幾乎全是被俘的紅軍。

在補充營里，不甘心失敗的劉德勝驚喜地遇見了在敵旅司令部電臺當兵的邱均品和蔡文良。他們原都是紅一方面軍的，后調紅四方面軍電臺工作。三人早就熟悉。在特殊環境中，三位戰友相遇，格外親熱，共同的信念，促使大家一致同意建立地下黨組織，繼續和敵人頑強斗爭。1937年6月的一天，劉德勝、邱均品、蔡文良三人在蘆葦蕩成立了“中共張掖地下黨支部”。劉德勝任書記，邱均品任組織委員，蔡文良任宣傳委員。支部的任務是：聯絡同志，積蓄力量，等待時機。地下黨支部有了明確的奮斗目標，又吸收了在敵旅司令部內部的原紅軍劇團王定國同志和原三十軍的武杰等同志參加了支部。

黨支部明確，邱均品、蔡文良利用掌握敵電臺的有利條件，監視敵電臺，廣泛搜集情報。邱均品、蔡文良曾試圖秘密與陜北延安黨中央取得聯系。電波飛躍長空，陜北的黨中央電臺意外搜到了他們的電訊。但陜北中央電臺的同志好奇怪，怕是敵人的圈套，沒有回電聯絡。（這個情況是劉德勝后來脫離虎口到了蘭州八辦，向謝覺哉匯報時，謝老告訴他的）；劉德勝負責聯絡城里街上化妝成小販做小生意和要飯的紅西路軍戰士；王定國設法聯絡關在敵看守所內的我黨同志。聯系方式，一律單線。很快，地下黨支部從同情紅西路軍的張掖縣縣長馬鶴年處，了解到張掖縣敵看守所里關著一些紅西路軍干部。為擇機武力暴動，營救被俘的紅軍干部，地下黨支部積極物色對象，吸收可靠同志參加對敵斗爭，這樣，在敵“補充營”的四個連隊，每個連隊都有兩三個黨員在秘密活動。就連敵韓起功司令部電臺和郵局，都有地下黨支部的黨員同志。

1937年8月上旬，黨的忠誠朋友，愛國宗教人士高金城先生受***的信任，接受八路軍蘭州辦事處謝覺哉的重托，重返張掖，營救紅西路軍將士。遵照謝老的囑咐，高金城在張掖福音堂醫院，對傷員治病時，特別留意碰到的每個被俘紅軍人員，設法尋找黨的秘密組織，以便接上關系。地下黨支部派劉德勝以治病為由，經過反復了解和考察，確認高金城可靠，就和高金城先生接上了頭。從此，地下黨支部的斗爭工作有了新的轉機。

地下黨支部修改了原定計劃，在高金城的掩護下，有計劃有組織地開展了秘密營救工作。高金城的福音堂醫院成了地下黨支部的秘密聯絡點，紅西路軍傷員療傷的地下醫院。高金城與馬鶴年約定，凡持高金城名片的人均可探監。一天，劉德勝拿著高金城的名片，提著高先生準備的點心代表支部去監獄看望被關押的劉瑞龍、魏傳統等8位西路軍干部，并把黨派人營救情況一一告知。獄中黨支部書記劉瑞龍把8名干部名單交給劉德勝，并寫上“我們身體很好，請家里放心”。正當地下黨支部策劃如何營救獄中8名干部時，邱均品獲悉：馬步芳電令韓起功將他們押送青海處置。

地下支部立即開會商議解決辦法。高金城在樓下看病掩護，已借到醫院當護士的王定國熬好寫密信的米湯后，在樓口放哨。支部決定給蘭州辦事處的謝覺哉寫密信，報告8名干部的名字和情況，請黨中央設法營救。密信由劉德勝口述，邱均品筆錄，寫在高金城給的紙上。除8名干部的情況外，還把西路軍失敗后的各種情況以及武威關押的30軍參謀長黃鵠顯等同志，還有徐明山等人叛變的情況都寫上了。共寫了十二張紙，信寫好晾干后，高金城在信上開出購買藥品的清單，讓蔡光波以買藥為名，去蘭州向八路軍辦事處匯報。劉德勝拿著高金城的名片再次設法到監獄通知劉瑞龍，敵人即將把他們押往青海，并告訴他們已將此情況報告蘭州八路軍辦事處，“黨一定會設法營救同志們的，請提高警惕堅持斗爭。”

敵人對地下黨的活動和營救工作有所察覺。邱均品從司令部獲悉韓起功打算抓劉德勝。高金城也從上層人士中探得類似消息。還得知8名關在獄中的干部將提前押往青海。地下黨支部立即決定劉德勝馬上撤離去蘭州，一為脫險，二要及時將8名干部最新情況向黨中央匯報，實施營救。支部決定，劉德勝撤離后，由邱均品擔任書記，王定國擔任組織委員。

第二天一早，劉德勝穿著藍制服，頭帶禮帽，手搖紙扇，在王定國的掩護下，順利出了城門。他清楚的記得這天是1937年9月8日。告別了戰友，跋山涉水，劉德勝日夜兼程向東奔去。經過四五天長途跋涉，來到了平番（永登）城。他知道平番城也有“補充團”，就假裝買瓜，想借機打聽一下這里被俘同志的情況。

三

見到劉德勝，郭福海激動地說：“我一直在尋找黨……力爭重返革命隊伍。”劉德勝把當前國內抗戰形勢，紅軍已改名為八路軍，黨中央正組織營救紅西路軍失散被俘將士，蘭州有八路軍辦事處等情況都告訴了郭福海。囑咐郭福海利用賣瓜機會接近補充團的同志，要求上前線抗日。擇機返回革命隊伍。郭福海高興地答應。臨別劉德勝給了郭福海一張高金城的名片，說：“今后萬一發生什么情況，你拿這個名片到蘭州去找辦事處”。

說完，擔負重要使命的劉德勝又匆匆踏上南下的路。

他走得很快，來到黃河邊河口鎮，見敵人盤查很嚴，就按高金城的囑咐，下到黃河邊，用重金雇了一個羊皮筏子，順水直下蘭州。9月18日，終于到達中共八路軍蘭州辦事處，將8名西路軍干部的新情況向謝覺哉等同志匯報后，9月21日返回延安。謝覺哉立即電告黨中央。黨中央以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副總司令彭德懷的名義向國民黨政府和馬步芳要人。由于情報準確、及時，八名紅西路軍干部被押送西寧時，馬步芳對劉瑞龍等人說：“你們的總司令要你們回去。”9月22日，劉瑞龍、魏傳統、徐宏才、惠子明四人被釋放回到蘭州八路軍辦事處，回到自己家。

 郭福海按劉德勝囑托，秘密接近平番“補充團”，做了很多策反工作。并隨“補充團”開拔去河南。途經陜西咸陽時，“補充團”里幾百人造**了，郭福海終于和大家一起回到陜北——這是后話。

四

就在劉德勝離開平番（今永登）沒兩天，平番城里又匆匆趕來兩個由西而來的人，他們直接找到郵電局，把一份寄往張掖的信交給郵電局職員，匆匆南去。

原來敵人早就不但懷疑劉德勝，也懷疑王定國。忽然不見劉德勝得蹤跡，便越加懷疑王定國。他們想出了一個毒主意，要把王定國分配給一名修槍的工人做妻子。地下黨支部的同志們都在為此大傷腦筋。恰巧，當時敵人司令部有一個姓趙的書記官對此情況非常同情，私下對王定國說：“你要有丈夫就可以不嫁人。”王定國想了想說：“我有丈夫，在平番（今永登）補充團修公路呢！”趙書記官也不問真假，馬上說“那好啊。快叫你丈夫寫信來！”這時剛好地下黨吳建初、丁世芳兩位同志回蘭州，路過平番（今永登），支部要求她們他們以王定國丈夫的名義，編寫了一份假書信，從平番（今永登）寄給王定國。見到這封信敵人信以為真，高金成乘機出面找國民黨張掖縣縣長馬鶴年開了一張通行證，讓王定國在福音堂護士張明新的護送下坐馬車離開張掖，到武威換乘汽車路過平番，于9月底回到了蘭州八路軍辦事處。

中共張掖地下黨支部——這個由紅西路軍失散和被俘將士組成的黨組織，在惡劣的環境下，在虎口狼窩，在高金城先生和其他愛國人士的幫助下，以高金城福音堂醫院掩護下，從1937年6月組建到10月底結束，營救出300多名紅西路軍將士回到延安，回到黨的懷抱。更為敬佩的是，他們在平番（今永登）大地上留下了閃光的足跡，激勵著后人。

鏈接：“劉德勝(1915-2000)，江西省寧都縣人，1929年參加革命，走完了長征路，又參加了悲壯的紅軍西征，在西路軍中任紅三十軍八十八師二六五團九連連長，不幸受傷被俘。他在甘肅張掖組織了地下黨支部，幫助營救、收容西路軍被俘、傷病、失散人員300多人，并讓他們先后回到了延安。解放后，曾經擔任武漢市公安總局第三分局副局長，湖北省勞改局副局長，省政協委員。

王定國，原名王乙香，老紅軍，著名社會活動家，系“中共五老”之一謝覺哉的夫人。1913年出生于四川營山，1933年參加紅軍，1935年參加長征。曾任營山縣蘇維埃政府內務委員、營山縣婦女獨立營營長、紅四方面軍總政治部文工團服裝道具股股長、延安市婦聯主任、陜甘寧邊區機關黨支部書記等職；新中國成立后，歷任國家內務部機要科科長、最高人民法院辦公室副主任、謝覺哉秘書等職，系全國五、六、七屆政協委員，擔任過中國干部管理學會及中國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中國老齡委員會顧問、中國長城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