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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鳥鳴春，雷鳴夏，蟲鳴秋，風鳴冬。凡物，須得其平，不平，哪怕風雷蟲鳥，也會有所鳴叫。而人，作為萬物之靈，欲其不平而默默，實在也難！

    不平，可能是被君王或愛人遺棄，成了逐臣或棄婦，郁于幽怨而憤懣，也可能是對圣訓和教條虛偽的不滿，激于理性而抗爭！二者比較，前者可憐，而后者，則可敬。

    顯然，《君主論》的作者，意大利人馬基本雅維里是可敬的。

    1520年左右，在意大利佛羅倫薩郊外的農莊中，一本薄薄的小冊子面世了。一個風燭殘年的老頭，借助文藝復興運動那如火如荼之勢，憑籍洞穿歷史真相的如炬之目，不懼打上‘異教徒’鐵烙而被絞殺的勇氣，一舉撕破了政治理論的道德外衣，在西方，第一次將政治赤身裸體地裸露在世人面前。這一裸露，讓政客們無地自容，讓人民恍然大悟：所謂道貌傲然的政治，原來卻是這么個玩意！

    政治到底是一個什么玩意呢？無論東方或是西方，在文字上，口頭上，兩千年的敘述史中，政治總是高尚的，正直的，是‘以徳治國’‘以德服人的’。政治家和政治理論家們，不約而同地將政治裹上一層厚厚的道德糖衣，塞入四書五經，塞入圣經的理想國，讓人誦讀，舔舐，聞到一股糖味，于是便于歌頌升平，歌頌海晏河清，歌頌圣人德化！其實，仁慈，信義，忠貞，只是政治紅色的外衣。這件外衣，東方與西方，各自披了兩千年，然而馬基本雅維里狠勁地一撕，政治的外衣陡然脫落，突兀地現出里面黑色的內褲，上面豁然寫道：政治，以權利為本，以偽善，兇殘，狡猾為術！馬氏說：君主要有獅子的勇猛和狐貍的狡猾；中國的厚黑教主李宗吾也說：英雄的臉要厚而無形，心要黑而無色。西方與東方，一早一遲，都把別人做得說不得的事說出來了，說于各自風雨欲來巨城欲催的年代。兩只公雞，一聲打鳴，人民從迷夢中醒來，政治思想一步走入了現代。

    于是人民總算明白，原來什么‘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不過是個幌子！政治，始終是唯權是從，一切政治道德的理論，都無非是權利的盾牌，煙霧彈與粉飾品。每個朝代，巍然端坐于龍椅的圣上和大帝，以及各個衙門內的老爺君子們，彼輩的思想境界道德水準，比起我輩小人們來，也不見得就有多么高尚！

     試著翻開中西歷史看看，瞥一眼圣人君子們道德的高尚吧。古羅馬的尼祿，在早年也曾給了臣民‘面包和馬戲’，自己也曾搖頭晃腦地吟詩，然而如果有人敢于覬覦權利，無論十四歲的弟弟，或是年邁的生母，一樣的投以冰冷的匕首！此人又發明一個獸籠游戲，把少女躶體鎖在其中，自己化裝成野獸，遍體毛發，野蠻性侵籠內之人，突然地襲擊和野蠻的刺激，終于使他爆發出快樂的笑聲！至于重視歷史記載的中國，要找這類人物就更容易了。秦二世胡亥，矯旨篡位后，第一件事干的就是用石碾子碾死自己的二十幾個兄弟姐妹，除去了可能的競爭對手后，長舒一口氣，于是“蜀山兀，阿房出”，剩下就該在‘歌臺暖響’中享樂了。非但‘高低冥迷，不知西東’，連是馬是鹿也不認得了。下一個朝代的開國之君劉三，在家時既不讀書又不干莊稼，偶見嬴政出巡的排場，激起了“大丈夫當如此也”的理想，趁陳勝揭竿之風云而混跡其間，后來楚漢相爭，潰逃時為了活命，可以把兒子毫不猶豫地推下車去。項羽圍城時，外面的人想進來，里面的人卻不敢出去，項羽綁來劉老爺子，說要熬湯，當兒子的劉三也可以淡定地說：“分我一杯羹”。項羽之心終有不忍，‘劉翁之羹’終未熬成，但‘韓羹’‘彭羹’卻被劉邦熬成了，韓彭之輩以為幫劉氏打下了江山，總算熬出了頭，可以享福了，結果呢，糊里糊涂卻被東家熬成了肉湯！漢末的曹操，被戲化成為黑臉，由此代表心黑，仿佛中醫的望診，印堂主心一般。據《三國演義》來看，不是一般的心黑，逼天子，弒皇后，糧罄而殺施主，晝寢而殺幸姬，至若呂伯奢、孔融、楊修、董承，付完輩，無不一一屠戮，寧我負人，勿人負我，其心之黑，算是空前絕后。其實正史之曹操，心未必黑如這般，只是不幸背了集天下之黑的黑鍋而已。簡單就翻一番前四史也罷，余下的二十史，隨著四書五經的廣泛誦讀，政治除了表現馬基雅維利所謂的‘勇猛’，還越發有了狐貍的‘狡猾了。

    君主的狡猾在于，說一套，做一套，干得說不得，誰要扯掉政治的外衣，誰就是叛逆！對于叛逆，西方中世紀有十大刑具，東方也有層級不同待遇：臉上刺字，挖眼珠，斷雙腳，砍頭，腰斬，五馬分尸，煮湯，剁肉醬（古人文縐縐地稱為‘醢’，讓人以為是什么美味） ，再奉上四書五經，全民背誦，學習圣賢，要’君君，臣臣’，最好回到商周之際，回到堯舜之際。這些書是給臣民們看的。而君主們真正感興趣的卻是韓非，商鞅，李斯，荀子，管仲這些人，或聽其言，授予要職；或讀其書，朝夕揣摩。可憐孔孟等人，周游列國，非但不能一鳴驚人，獲得施展政治理想的的機會，反而差點沒餓死！其實孔孟的藥方，如何治得重疾？這是他們不識時務的地方！但他們也不枉然，贏得了大大的‘身后名’，生前說的話被輯成書，生前的瘦瘦的菜色之相，死后被請上神龕，變得面容飽滿，彩色奪目了。君主需要掌握的是法和術，臣民遵守的是仁和義，法家生前得志，功成多有身喪；儒家在生抑郁，死后可吃豬頭。誰能使然，政治而已！政治何能？君主需要而已！

    所以法王路易十四， 英王查爾斯五世，法國拿破侖，德國希特勒一面將《君主論》放在貼身的衣袋里，做著馬基雅維利所說之事，另一面，指使政客，文人，道德家們不斷掀起對馬氏批判的浪潮。馬氏之書，被列為禁書，馬氏之人，被被天主教新教聯合命名為‘異教徒’，據此可以說，馬基雅維利的非道德政治學說，真正的效果不是教唆，而是揭露了政治真相的丑惡！也正如民國初年李宗吾寫的《厚黑學》，一語道破了政治的天機，一面被人挑燈夜讀，一面被人查禁批判，其書如此，其人境遇亦復可想。

    有趣的是，馬基雅維利寫作《君主論》，實則是為重返政壇而給梅迪奇家族的進階之物，好比中國唐朝的詩人為了成名謀職，先要往高官投所謂制作（詩文）若干篇一樣，（富貴于我如浮云的李白和紹緒儒學之統的韓愈竟也未能免俗！），若蒙得青眼，家里糟糠之妻也就換吃山珍海味了。 只可惜，馬書和李書韓書一樣，寄出去終歸是泥牛入海，左等右待，馬基雅維利在佛羅倫薩的郊外憂郁的死去了。至于我們的厚黑教主李宗吾，書被查，人被批，最后連省政府的一個職員的飯碗也沒保住，卷起鋪蓋回自貢而去，路上難免不平，鳴出一首打油：大風起兮甑滾坡，收拾行李兮回舊窩，安得猛士兮守砂鍋！（意謂吃飯的甑子失去了，說不定連頭上的’砂鍋‘都難保住！）

    說得的未必做得。馬氏李氏，看得穿，說得出，敢于說，但是最終沒斗過會做的，心有不平，鳴鳴也罷，甑子掉了還是其次，砂鍋沒被敲破就算萬幸了。這大約也算是歷史的進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