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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奶奶是我們家一位鄰居，不知道她是什么時候寡居的，自打我記事的時候，她就孤獨一人住在我們家院子的那間東屋里，那時她六十多歲的樣子，無論冬夏，都是一身黑色大襟衣衫，褲腳用黑色的裹腿扎起來套在白布襪子里，一雙小腳上套著雙三角型的黑鞋。頭上那頂黑色的圓帽，一側還有一朵黑花。

    高奶奶說是鄰居，其實和我們家的家人差不多，他住的那間房子，是我們家的私房，到她去世時，我已是十八歲的小伙子，我從來也沒見父母收過她一分房租。

    那時候誰家都不寬裕，特別是糧食困難時期，我們家但凡有點好吃的東西，母親一定會親自或是讓我給高奶奶端一碗或分一些過去，那時候，所謂“好吃的東西”標準很低，就是一碗沒有摻雜糧的干飯也算，這樣，大部份日子里我都會給高奶奶端飯，年頭節下，就干脆請她過來，和我們在一起，做飯、吃飯。

     母親生小弟弟的時候，我已經十六歲了，記得那是個大雪紛飛的日子，天剛剛發亮，父親接來“老娘婆”后，我們都待在外屋里，“老娘婆”在里屋，高奶奶出來進去地在忙著，記得隨著小弟弟地哭聲，高奶奶拐著小腳，扎楞著兩手走出里屋，一臉喜氣地對父親說，“是個小子，大人娃娃都好，給‘老娘婆紅包吧。’”高奶奶儼然家里的長輩，那神色就好像她又添了孫子。母親的月子自然是高奶奶照料的，我們兄妹幾個，似乎也都是她幫著母親帶大的。

    六十年代初，最缺糧的那些日子，家家糧食不夠吃，大家到處挖野菜、捋榆樹葉、摘槐花，用這些東西和面摻在一起或蒸成窩頭，或攪做糊糊，或和面拌在一起后蒸成面疙瘩吃，那時我七八歲了，后面連著好幾個弟妹，母親脫不開身，高奶奶就帶著我，算邊照看我邊挖野菜、捋樹葉。

    記得那次槐花正開的時節，高奶奶帶著我找到一棵槐樹，那槐樹不算太大，但高奶奶瞅著一樹的槐花卻怎么也夠不著，還在她為怎么摘下那一樹繁密的槐花犯愁的當兒，我卻噌噌地爬到了樹上，見我在樹上，高奶奶急得雙腳亂跳，看高奶奶顛起那雙三寸長的小腳，搖著兩手跳躍的樣子，我看得很好玩，還在她又跳又搖的當兒，我已經折下許多槐樹枝，等撇下一堆樹枝后，才在高奶奶的喊叫聲中，抱著樹干溜到了樹下。那一次高奶奶摘了許多槐花，回到家里，高奶奶告訴母親我的“事跡”后，母親舉著笤帚要打我，剛剛還給母親告狀的高奶奶忙又把我攔到了身后。那天的晚飯，是高奶奶把槐花和面摻到一起蒸熟的槐花粘面，我吃著覺得特有成就感。

    小時候家里人口多，父親養家的壓力大，脾氣難免暴躁，其他弟妹還小，我和大弟犯了錯，常挨父親的打，記得我十幾歲參加工作后，還被父親打過兩次，弟弟后來也是。一次忘了因什么事，我被父親拿一根樹枝追得滿院子跑，趁著母親阻擋，高奶奶一把把我拉到她的屋里把門關上，見我躲到高奶奶屋里，父親也就作罷。后來有了經驗，每當要挨打的時候，最好的躲避之處，就是高奶奶的屋里。

    我前后抽煙的時間不長，但偷偷抽煙開始得卻早。十六歲參加工作后，即偷偷地開始抽煙，那時也沒煙癮，無非好奇，父親自己不抽煙，也反對抽煙，母親也反對，偶而想“好奇”一下的時候，就偷偷躲到高奶奶屋里去，這時候高奶奶就成為我忠實的“盟友”，替我望著風，見我“好奇”過后，總又叮嚀：“這是最后一次，以后可不敢了，你媽媽會說我！”。

    我不知道我的爺爺和奶奶是什么模樣，因為他（她）們去世時我還沒有出生，姥爺我也只有非常模糊的一點點印象，我似乎是在高奶奶的呵護中長大。

    高奶奶是五保戶，靠政府每月八塊錢的救濟金生活，每個月都有街道一位工作人員按時來發放，工作人員是一位四十歲左右的女同志，她每次來總是站在街門口從不進去，讓一個路過的小孩子或者大人，叫高奶奶出來領錢，高奶奶出來時總是厚厚的沉著臉，把那一方很小的印章重重的遞過去，再重重的同錢一起接過來，當高奶奶沉著臉離開后，那個女同志總會向旁邊的人說：你看看，她每次都這樣，每次都這樣！我也奇怪，高奶奶平時對誰都是一副善良可親的模樣呵？后來母親告訴我，那個女同志的丈夫就是高奶奶的前女婿，高奶奶只有一個女兒，離婚后去了新疆。但我一直沒見過她是什么模樣，孤苦伶仃的高奶奶一直怨恨這個給她每月都來發錢的女人。

    姥姥去世時我已經十五歲了，記得那天上午廣場上人很多，好幾個學校的學生都集中在廣場上參加一個什么活動，廣場在我家和舅舅家之間，母親不知道怎么從廣場上找到了我的跟前，兩眼紅腫地說奶奶死了，讓我散會后去舅舅家里，等我心煩意亂地到舅舅家時，院子里已經有很多人，高奶奶帶著我那幾個年齡還小的弟妹們也在院子里，在奶奶的靈前奠紙。在水電局當總工程師的舅舅給奶奶早就打制好的那副棺槨是雙層燕瓦座松抱柏的，停放在院子中間顯得很大、很顯眼。我清楚的記得，高奶奶邊奠紙邊念叨，“老姐姐你命好呵，有兒有女，能睡上這么大的房子，真是有福氣呵，我將來就是能睡上你這一半大的也行啊！”

    記得高奶奶是一九七三年去世的，算起來已經四十二年了。現在想起來，使高奶奶去世的其實不是什么大病，應該就是一場重感冒。記得那是初春，我家門前的那幾棵楊樹剛剛呶出銀白的嫩芽，高奶奶穿著一身黑色的大襟棉襖，喉嚨里喘著粗氣，臉憋得通紅，白天和夜里都坐在坑上，母親和我把高奶奶攙到架子車里后拉到醫院，讓醫生看過后又拉了回來，吃藥后仍不見好轉。高奶奶有她女兒的地址，到了這個時候，父親拿著高奶奶給的地址，給新疆發了電報，幾天后女兒回來了，這是我唯一一次見到高奶奶的女兒，五十歲左右的年紀，身板高大，新疆高原的紫外線把她的臉曬得紅樸樸地，她回來后沒有把高奶奶住醫院送，只是和父親母親商量著高奶奶的后事。高奶奶已經吃不下東西，但仍然那樣的坐在坑上，女兒睡在我們家里，只是時而過去看看，喂些水給她。

    一次，我守在旁邊，女兒問高奶奶，“媽，你看看我是誰？”高奶奶眼睛不睜，啞著聲，費力地說道，“我連你也不認得還了得嗎！”

    我母親試探地對高奶奶女兒說 “要不，我們給喂點藥吧？”

    “哪里去找這樣的藥啊？”女兒回答。

    “唉，我說的可不是那個意思，”母親急忙回辯道，“我說的是喂些啥治病的藥！”

    高姑娘看著母親，嘆口氣道，“嫂子，你也知道我的情況，就算能好，讓我怎么辦呢。”

兩天后高奶奶終于去世了。

    高奶奶有一個在城里醫院做雜工，家在農村的外甥，我多次在高奶奶屋里見過他，五十多歲，他似乎和高奶奶也還親熱。高奶奶死后，他拉來一副棺木，雖說沒有姥姥那副大，那么氣派，但有奶奶一半大是沒問題的，高奶奶的喪事是父母親操辦的，“出紙”那天來了不少鄰居，喪事也算熱鬧。第二天父親又在我家院子里支了幾張圓桌，炒了幾樣菜，母親和高奶奶的女兒蒸了許多饅頭，招待前來為高奶奶送葬的鄰居。

    墳地在離城十公里左右的一片公墓里，那時候在公墓睡一塊地是不要錢的。那天送葬的時候，父親早早帶人去了墳上取穴，高奶奶的棺木放在輛架子車上，她外甥拉著架子車，我肩上背一根繩子在旁邊幫著拉，母親和大弟弟，還有大妹妹、高奶奶女兒跟在后面，高奶奶女兒一路哭哭啼啼，把高奶奶埋葬后的第二天她就走了，從此我再也沒有見過她。

    后來父母親陸續去世，墳地也在和高奶奶一片的公墓里，待到父親去世選墳地時，大路旁邊，高奶奶墳地周圍已經沒有地方，父親的墳墓選在了離高奶奶大約一公里遠的樹林深處。給父親選墳地時，我仔細的尋找過高奶奶的墳墓，記得當初高奶奶外甥說過，之后是要給高奶奶立塊牌子的，但我終于沒有找到。以后每年三月清明、七月十五上墳，十月初一、大年三十晚上給先人燒紙時，我繼承父親的做法，總是單獨再給高奶奶燒上一堆。后來離開老家，不能親自到墳頭上墳、燒紙時，我也總會在居住地，找個辟靜的馬路邊，給先人，父母親燒紙時也給高奶奶燒上一堆，嘴里念叨：高奶奶，今天是公歷某年某月某日，農歷某年某月某日，是什么日子，我來給你燒紙，紀念你了，該是換衣服的季節了，我這給你送來許多的錢，有人民幣還有美元，現在條件好了，不似從前，你老人家該吃就吃、該穿就穿，該看病就去看病，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千萬不要像那時候似的舍不得。

    幾十年來，在我心里，高奶奶就像我逝去的親人一樣。

    我給妻講過高奶奶的故事，等紙燒完，收拾掉余燼后，每次，妻也會和我一起深深地給高奶奶鞠三個躬后才離去。

    女兒幾次說這不環保，是迷信，不贊成在街頭燒紙，是的，我也知道是迷信，并不是真的能給先人，高奶奶送去可供陰間花費的銀錢，實在是用這種形式寄托一份哀思，這一點心思就請人們諒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