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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就是一個回歸的過程，起點也是原點，經過的都是一路的風景，回歸自己的仍是那片桓久的土壤。

 ——題記

 一抹殘陽斜照在殘缺的城墻上，一群小孩子在高低不齊的城墻殘垣上奔跑嘻鬧。

 “咳，那里有枸杞。”

 殘垣豁口的下面墻上，長著一蓬野枸杞，聽到福子的叫聲，嘻鬧的隊伍停下來，順著福子手指的方向，幾個小孩子一起奔向那個豁口，紅嘟嘟的枸杞掛滿帶剌的枝條，幾個小孩子顧不得枝條上的尖刺，你爭我搶的從那蓬野枸杞叢里摘下一小把紅彤彤、圓鼓鼓如小葡萄般的果實來，邊走邊吃。

 城墻已經殘缺不全 ，但大致的輪廓還在，秋天的斜陽照在孩子們的臉上，小臉蛋紅樸樸地，宛如涂上了一層油彩，福子是老王的小名，這是他小時候常玩的地方。

東西南北四座城門老王已經沒了印象，但城東南角那個叫做“長沙門”的城門卻依稀記得，“長沙門”如三國小人書中的畫兒城門，丈來高磚砌的城門上是兩層厚重的木制挑檐城樓，城樓高大壯偉，如同蹲伏在城門上的一頭巨獸，連接兩邊的城墻雖然破敗，但城門還基本完好,穿過城門洞到城外，一座丈來寬的木橋下，五六米寬近兩米深的河水，終年四季沿著城墻從南向北地流淌著，老輩人都管它叫做“長沙河”。長沙河這邊的城里邊，挨著城墻是一大片蘆葦濕地，蘆葦蕩很大，南北沿著城墻似乎一直在向兩頭延展，向西過去的濕地上，夏天時候，長滿了翠綠的野草和紅色、黃色還有藍色的野花，再往城里的方向和濕地接壤的是平坦的沙土地。這是小城中偏僻的一偶，可能很早的時候這里也是河床吧，在空地上往下挖不了幾尺，就是厚厚的沙子，因此也不知道哪輩起，哪位有心人做個考據，又因為這地兒在城的最東邊，遂把這個地方起個名子叫“東沙灣”，是老王生長的地方。

突然有一天，福子和小伙伴們從城墻上玩耍回來后，看見母親和兩個姐姐抱著父親哭天搶地的大哭，哥哥站在姐姐們的后邊，默默的擦著眼淚，父親躺在炕上一動不動，后來陸續來了一群人，把父親搬到西間屋中間地的一塊大木板上，在木板前面拉起一個布簾，布簾前面的小矮桌上還擺了許多好吃的東西，鬧鬧嚷嚷幾天后把父親裝進一個大木頭盒子里抬到城外一個河邊，埋在一個深深的土坑里，大人們告訴福子，說父親是死了，后來家里又來了幾個人，罵罵咧咧搬走了許多東西，他們走后，屋里空空的，媽媽和姐姐們一個勁的只是哭，哥哥捏著小拳頭，把臉繃得緊緊的，那年福子六歲，哥哥十二歲。

那天的傍晚，天格外清冷，陰陰的天空中，半彎的月亮勉強擠出云層，冷冷的掛在天上，星星一個也不見，院墻是用葦草纏在木柵上后再用泥巴糊在上面圍成的，一陣秋風從墻頭上吹過，漏出泥巴的葦草索索發抖，發出嗦、嗦、嗦、嗦的聲音，空空的屋子里，福子和哥哥、姐姐們在母親面前站成一排，聽母親說話。

“長哥，看來你的書讀不成了，你爹死了，家里幾乎什么也沒有了，你兩個姐姐女兒家不好拋頭露面，你弟弟才六歲，這個家以后只能靠你來撐，你就是我們家的天！”

“長哥”是哥哥的名子，那時哥哥剛讀了半年書，母親帶著眼淚，一臉莊嚴的宣布“以后你們都要聽長哥的。” 福子不明白媽媽話里的意思，兩個姐姐聽了母親的話后放開聲陪著母親哭泣，家里那只貍色的瘦貓站在母親腳旁，楊起頭也喵喵的發出幾聲叫聲，只有哥哥緊繃著臉不說話。

父親死后，一家五口的生活擔子有一半落在了哥哥身上，福子記得，哥哥從此再沒有讀書，挑一副擔子賣菜，那副擔子的扁擔比哥哥還高出一頭，那兩只柳條編成的筐，哪個都比哥哥的腰還粗，媽媽帶著兩個姐姐給別人洗衣服。福子那時六歲，只覺得爹爹死了的那幾天鬧哄哄的好玩，鬧哄過后每天照常和豁嘴子、張雀兒，二喜子那幾個玩伴到破城墻上摘野枸杞吃，到蘆葦蕩里摸魚，從沙土地里刨出濕砂子堆房子玩兒。

“哥，我要跟你去賣菜，”和小伙伴玩兒膩了的福子，想跟著哥哥去鄉下的菜地那里玩兒。

“別去了，那遠得很呢，你小孩子走不動的。”哥哥摸著福子的頭說，“哥回來時給福子帶幾個大杏子。”

“不行，我不要杏子，我要跟你去嘛。”拗不過福子的糾纏，哥哥只好把福子帶上。

福子記得，他跟著哥哥出了長沙門，從那個木橋過去后走了好遠好遠才到了菜地，哥哥和那些種菜的鄉下人好一會討價還價后終于裝滿了兩筐蔬菜，在往城里集市走的路上，福子跟在哥哥后邊，哥哥隨著擔子左右搖晃，好像是和擔子一起跳舞，走到那個用木板搭成的長沙橋上，橋板在哥哥腳下一顫一顫的，福子看著好害怕，真怕哥哥從那個吱吱呀呀的木橋上掉下去。

“福子，穿這件新衣服試試，媽媽送你去讀書。”

“不，我要和哥哥一起去做生意。”福子不忍心讓哥哥一個人那么辛苦。

“不讀書怎么行呢，你都十二了，不能再耽誤了，哥哥是沒辦法，你再不去讀，我們家就成一窩瞎子了，”哥哥拉著福子的手勸道“等你念幾年書，會記賬了，哥哥把生意做大，你來記賬，可不比現在強。”

在哥哥連哄帶勸下，福子走進了學校。

三年級的那個冬天，天格外冷，快過年的時候，又下了厚厚一場雪，門后那個腌菜的瓦缸凍成了兩半，早晨起來，門被凍住，用開心澆在門軸上才能打開，突然院門外傳來急促的打門聲，福子趕快出去打開院門，只見哥哥的幾個朋友抬著一副擔架，跟在后邊的媽媽一把掀開擔架上的被子后立即哭了起來，媽媽和姐姐們的哭聲，讓福子心中“騰”的一下，想起了六歲那年媽媽和姐姐們也是這樣的哭聲。擔架上的哥哥昏迷不醒，那個比哥哥足足大出十歲的金大哥講了哥哥被凍傷的經過。

大些后，哥哥跟著幾個比他大得多的朋友跑長途生意，把從甘州收購的土特產雇車拉到外地販賣。那時，汽車在甘州還是極稀罕的東西，這天幾個人合伙雇了一輛汽車，拉一車菜油到肅州販賣，那時哥哥二十歲出頭，身上裹一件光板老羊皮大衣蹲在車廂里押車，不想車過了古鎮不遠壞在了路上，司機無法修理那老掉牙的汽車，唯一的辦法是派人回古鎮找大車、牲畜把汽車弄到古鎮城里再說，那時剛剛解放，路上還不安寧，幾個人商量的結果是讓哥哥到古鎮找人找車，其它人留下看守。正是農歷臘月時節，夜里剛剛下過大雪，清晨的寒風刺人肌膚，無垠的曠野上，一片銀色世界，路邊的白楊樹上，枝梢上掛滿積雪，幾只麻雀縮成一團，蹲在樹叉上，一聲不響，似乎冷得連叫聲也發不出了。

肆虐的寒風，將雪末從地上裹起，呼呼地襲向拋錨在曠野中的汽車和一切，幾個人已經凍得話都說不出來，哥哥找到古鎮那個熟識的人家，當主人把門打開時，哥哥像根冰棍似的倒在了那人懷里，那次的凍傷，使哥哥的一只腳落下了殘疾。

為一家人的活著，哥哥什么罪都受過，在哥哥拼命苦做下，一家人雖說不上溫飽無虞，但畢竟從那極端困窘里活了過來，甚至還供福子念完了高小，而哥哥自己只是粗識字，過了幾年姐姐們出嫁，母親也死了，剩下弟兄兩個，哥哥就是一家之主， 哥哥少言寡語，是個不善表達的人，在父親去世、一家陷入困境時，他幫母親承擔起了養家的責任，福子對哥哥一直像父親般的敬重。

 轉眼福子已從高小畢業，成了大小伙子，五十年代高小畢業，那時候福子也算是個文化人了，畢業后分配到三百公里外另一個城市——臨武工作，工作后的福子，人們漸漸叫他老王了。

上世紀六十年代，那場 “四清”運動后，哥哥被打成投機倒把分子，批斗過后成為了搬運工人，哥哥的工作就是用排車把城里的貨物運到五、六公里外的火車站，或從火車站把外來的貨物拉到城里。哥哥的工作十分辛苦，不管烈日炎炎，還是雨雪交加，除非天氣特別惡劣，三百六十五天，幾乎每天都拖著輛加長的排車，蹣跚在從城里通往火車站那條五六公里的礫石路上，夏天他應該有件結實的雨衣，以免在那無遮無攔的礫石路上被大雨淋透，冬天他應該有件厚實的棉襖，以免在雨雪交加的野外被嚴寒凍去了知覺。雨衣，單位終于發了一件，棉襖，只是一件舊了許多的家常衣服，這天哥哥家里來了一位客人，是福子的同事，他到甘州出差，受福子委托帶來一件短大衣，那大衣麻絨領子，灰色的卡面料，老綿羊皮的里子上還附著一層滑滑的咖啡色化纖布。那是單位發給福子的老保，他知道哥哥更需要，特意托同事帶來給哥哥的，哥哥的大兒子叫建璋，那件灰色的卡面皮襖至今深刻在他的記憶里。

“四清”運動中，哥哥被多次批斗，逼其交待三年困難時期的 “投機倒把”問題，在巨大的精神折磨下，哥哥終于在家被抄后一病不起。

“爹，到家去吧，”父親坐在那棵大樹下，一動不動已經好長時間了，建璋怯怯的折到父親旁邊說。

父親雙腿平伸，背倚在大門外的那棵大楊樹下坐在地上，瘦削的臉上，一雙因塌陷而顯得格外有些大的眼睛中，毫無生氣地眼神呆呆地望著前邊。

“爹，我們家去吧。”見父親沒有反應，建璋聲音略大些的再說一遍。

“呃、噢，好，回去吧，”父親有些吃力的坐了起來。

父親生病的幾個月里，家里沒有任何經濟來源，爺爺生前在院子周圍種有十幾棵楊樹，伐樹換錢成了活命救急的唯一出路。 “文革”期間，父親又因三年困難時期的“投機倒把”問題蹲了一年牛棚，家又被抄了一次，一家七口，父親單位每月只給三十元生活費，在這樣的困境下，全家靠著母親帶著兩個大兒子托土坯賣錢勉強度日。出了牛棚的父親身體虛弱，不能立即進行搬運工人那特重的體力勞動，無奈之下，把樹又伐了幾棵。那十幾棵直徑五六十公分的楊樹，除幾棵是在后來老宅翻修時做了新房的材料外，其余都是在幾次生活極度困窘時被父親砍到、變賣做了救急。那些樹是爺爺生前栽的，但都是被父親砍伐的。那時候，盡管樹是自家先人栽的，但要砍伐必須居委會、街道、鎮政府層層申批，建璋記得每次的審批手續都是叔叔來找人辦的，手續辦好后他就回臨武上班去了。

“長哥呀，那么多樹砍了，你也不問一聲你兄弟要不要，唉，都是你一個人說了算慣了。” 遠在他鄉的大姑媽回老家探親，晚飯過后，盤腿坐在炕上，掃一眼翻蓋后的老屋，端起建璋端到她面前炕桌上的茶碗，輕輕呷上半口后對她的大兄弟說道。

老房子還是爺爺活著時蓋的，幾十年的滄桑已使它像個耄耋老人，屋頂塌下幾個凹坑，好幾根椽子已經拆了，一副搖搖欲墜，隨時塌下去的樣子，看著那根支在大梁底下的木頭柱子，母親憂心忡忡：“我說當家的，這房子怎么也得翻蓋一下了，萬一哪天塌了可怎么辦。”

“唉，我何嘗不想呢，只是現在過日子都緊緊巴巴的，拿什么翻新呢，”父親愁眉苦臉，滿臉都是無奈。

“也得翻呀，都這樣了，萬一哪天塌了，砸在孩子們身上可怎么得了，我想了，我們拆了木梁柱的房子蓋成土梁柱的，舊木頭可以做門窗，椽子檢出好的再用，斷了需要補的，這幾年我陸續做了些準備，人工嘛可以請農村的親戚幫幫忙，人情我們以后慢慢還，只是這梁、柱、檁子少不得還得放那幾棵樹。”那是七十年代，建璋已有了幾個弟弟和妹妹。

 母親說出她的主意后，父親沉默了半天，“行不行你倒是說話呀”母親催促道。

“唉，只能這樣了，”父親終于點了點頭，幾次劫后余生后的那幾棵樹都架在了爺爺留下的那幾間老屋上。

“其實那時候你兄弟也很難，你想呀，他兩個兒子，五年功夫娶了四個媳婦，都是靠那點工資過日子的人，他怎么能沒點想法。”那時候母親已經去世，七十多歲的姑媽抬手捋起垂到額前的一縷白發，叫著父親的小名說道。

叔叔的兩個兒子，大兒子結婚兩年后媳婦丟下因難產大腦受損的女兒離婚走了，二兒子結婚才三個月，媳婦出了車禍。

樹被父親一個人伐了，姑姑們似乎沒有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