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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先后取得寧遠大捷、寧錦大捷等重要勝利的明朝抗清名將袁崇煥，最終卻被崇禎皇帝以通敵叛國罪處凌遲處死，怎不令人為之扼腕嘆息。西方有句名言叫“性格決定命運”，一個人的成功與失敗，與個人的性格息息相關，讀《明史·袁崇煥傳》使我更加確信了這一點，毋庸置疑，袁崇煥的悲劇命運與狐疑多變、剛愎自用的崇禎皇帝有著密切的關系，但我以為其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袁崇煥本身的性格所招致的。

《明史·袁崇煥傳》開篇第一句在簡單介紹了袁崇煥之后，接下來第二句便這樣寫到：“為人慷慨負膽略，好談兵。遇老校退卒，輒與論塞上事，曉其阨塞情形，以邊才自許”。這一句至少說明了兩點：一、袁崇煥有雄才大略，他經常談論有關邊塞的事情，期望自己能有所作為，有機會建功立業。二、“以邊才自許”，自許就是自己評價自己如何如何，而袁崇煥以有處理邊防事務的才能自許。這句我以為至關重要，起著提綱挈領的作用，它預示著袁崇煥作為邊關名將將有一番不同凡響的大作為，而“自許”也預示著袁崇煥悲劇性結局的必然性，具體表現如下：

一、   說得太絕，缺少深思熟慮

早在天啟二年袁崇煥任兵部職方主事，一次他“單騎出閱關內外……還朝，具言關上形勢”時，說了一句這樣的話：“予我軍馬錢谷，我一人足守此。”這句話印證了開篇袁崇煥“為人慷慨負膽略”的個性，不可謂不慷慨激昂，不可謂不膽識過人，但是不是給袁崇煥足夠的“軍馬錢谷”，就可以憑一人之力守住邊塞要地呢？答案是不難得出的，袁崇煥雖然先后取得寧遠大捷、寧錦大捷等令朝廷上下極為振奮的勝利，但這些勝利的取得絕不僅僅是靠他一人之力，而是上下齊心協力、同仇敵愾的結果。明朝到了末年早已是內憂外患，形勢錯綜復雜，后金對遼東發起的攻勢更是咄咄逼人，抗擊后金如果一味總以個人為中心，不善于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不能協調好方方面面的關系，注定是悲劇的結局。

隨著崇禎皇帝登上歷史舞臺，一心想有一番作為，朝廷總算有了一些新的改變，魏忠賢被誅后，“廷臣爭請召崇煥，其年十一月擢右都御史，視兵部添注左侍郎事。崇禎元年四月，命以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督師薊、遼，兼督登、萊、天津軍務，所司敦促上道”，袁崇煥可謂是青云直上，職位一路飆升，“帝召見平臺，慰勞甚至，咨以方略。對曰：“方略已具疏中。臣受陛下特眷，愿假以便宜，計五年，全遼可復。”崇禎皇帝聽了袁崇煥的話倍受鼓舞，而當事后給事中許譽卿叩以五年之略時，崇煥卻言：“圣心焦勞，聊以是相慰耳“，袁崇煥在根本沒有什么把握的情況下輕易夸下五年復遼的海口，他之所以這樣說只是想安慰一下崇禎而已，而崇禎卻信以為真，當許譽卿提醒袁崇煥到時候皇帝可是要“按期責效”的，此時袁崇煥才感到話說大了，這至少不是一位思想成熟的軍事家所為，這也為袁崇煥的悲劇埋下了最早的禍根。

袁崇煥選拔推舉人才時，他偏執的個性再次暴露無遺：“后定設二人，以梅鎮寧遠，大壽仍駐錦州，至是梅將解任，崇煥請合寧、錦為一鎮，（祖）大壽仍駐錦州，加中軍副將何可剛都督僉事，代梅駐寧遠，而移薊鎮（趙）率教于關門，關內外止設二大將。因極稱三人之才，謂：“臣自期五年，專藉此三人，當與臣相終始。屆期不效，臣手戮三人，而身歸死于司敗。”袁崇煥拍著胸脯向崇禎皇帝承若五年之內“全遼可復”后，極力稱贊祖、何、趙的大才，為了讓崇禎皇帝答應重用他們，袁崇煥強調要實現“全遼可復”，他必要專靠這三人，如果要真正實現“全遼可復”的宏偉愿望，僅僅靠這三人的力量怎夠？如果沒有實現，袁崇煥又要不惜殺死三人，然后自己寧愿以舉之失察之罪領死。或許連袁崇煥本人也沒有想到的是，他最終未能因失察而領死，而卻死在祖大壽、何可剛之前，他更沒有想到的是，祖、何二人會自相殘殺，祖大壽最后降清，而何可綱因不愿降清而被祖所殺。古往今來有很多推舉人才的佳話，可像袁崇煥這樣偏執的，動不動就要殺被推薦人，推薦人的，話說得如此決絕的實屬罕見。

二、   率性而為，缺少容人之量

天啟三年，當時擔任督師的孫承宗決定采用袁崇煥守住寧遠的主張，不顧朝廷一些官員的反對，決定“命滿桂偕崇煥往”，“桂，良將，而崇煥勤職，又善撫，將士樂為盡力”，滿桂與袁崇煥兩人齊心協力，加強防備，使得寧遠“遂為關外重鎮”，“六年正月，舉大軍西渡遼河。二十三日，抵寧遠。崇煥聞，即偕大將桂副將左輔、朱海，參將大壽、守備何可剛等集將士誓死守。崇煥更刺血為書，激以忠義，為之下拜，將士咸請效死……明日，大軍進攻，戴楯穴城，矢石不能退。崇煥令閩卒羅立發西洋巨炮，傷城外軍。明日，再攻，復被卻，圍遂解”，當努爾哈赤的率領至少十倍的兵力圍住寧遠時，袁崇煥刺血為書，偕同滿桂等諸多將領率領守軍拼死抵抗，眾志成城，將士們用自己的熱血乃至生命，憑借固若金湯的寧遠重鎮，又頻頻借助紅衣大炮的神力，擊退了后金一次又一次猛烈的進攻，最終取得了寧遠保衛戰的勝利。寧遠大捷大一改萬歷后期以來節節敗退的戰爭頹勢，震動了朝野上下，“我大清舉兵，所向無不摧破，諸將罔敢議戰守，議戰守，自崇煥始”，可以說袁崇煥的出現對于抗擊后金來說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從此袁崇煥成了明末最善于與后金作戰的將領。

可惜的是在勝利后不久，“崇煥既解圍，志漸驕，與桂不協，請移之他鎮”，袁崇煥個人英雄主義的思想又漸漸暴露出來，與滿桂合不來，他請求朝廷把滿桂移到別處去，“崇煥以之臣奏留桂，又與不協”，而王之臣僅僅因為上奏請求朝廷留下滿桂，袁崇煥就不高興 ，與之臣又鬧矛盾，“乃召桂還”，滿桂走了，但兩人之間的恩怨非但沒有從此就劃上句號，而且還埋下了禍根。在后來的京師保衛戰中，滿桂負責守德勝門，不幸中箭，竟然懷疑是袁崇煥射的，于是滿狀告袁崇通敵。袁崇煥雖然很有個性，但決不至于是非不分，不顧國家大義，背地里干如此齷蹉不堪的事情，但試想想：如果袁崇煥與滿桂能像寧遠保衛戰時那樣一直保持精誠團結，滿桂怎能生出這樣的懷疑？即使是別人造謠，如果連滿桂本人都不信的話，那些別有用心之人的陰謀又怎能得逞？

“皮島亦謂之東江，北岸海面八十里即抵大清界，其東北海則朝鮮也”，顯而易見，皮島的戰略位置十分重要，毛文龍任皮島總兵后，“籠絡其民為兵，分布哨船，聯接登州，以為犄角計”，皮島又與登州相互照應，對于牽制后金所發揮的作用不容小覷。“文龍遣將沿鴨綠江越長白山，侵大清國東偏，為守將擊敗，眾盡殲。八月，遣兵從義州城西渡江，入島中屯田。大清守將覺，潛師襲擊，斬五百余級，島中糧悉被焚。五年六月，遣兵襲耀州之官屯寨，敗歸”，盡管毛文龍在抗擊后金的戰役中屢戰屢敗，然又屢敗屢戰，在其不斷的騷擾下，攪得后金不得安寧，甚為頭痛。

然而對于抗擊后金發揮著重要作用的皮島總兵毛文龍，袁崇煥卻應性格合不來，處處看不順眼，必欲除之而后快，“二年閏四月，敘春秋兩防功，加太子太保，賜蟒衣、銀幣，蔭錦衣千戶”，“崇煥始受事，即欲誅毛文龍”，在袁崇煥的權力得到進一步鞏固后，袁崇煥就急著想對毛文龍動手了，崇煥曰：“爾有十二斬罪，知之乎？”袁崇煥一口氣列舉了毛文龍的十二條罪狀，但大多有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之嫌，最可笑的是第十條：“輦金京師，拜魏忠賢為父，塑冕旒像于島中，十當斬”，魏忠賢得勢之時號稱“九千歲”，權傾朝野，文臣武將紛紛巴結，有的是主動賣身投靠，有的是怕惹禍上身而不得已奉承，“中外方爭頌忠賢，崇煥不得已，亦請建祠”，連袁崇煥自己也不得已為魏忠賢建了祠廟，他又怎能以此作為毛文龍的一條罪證呢？

在毛文龍死后雖然袁崇煥增加了軍餉，“然島弁失主帥，心漸攜，益不可用，其后致有叛去者”，毛文龍在皮島苦心經營了八年，手下基本上都是他的親信，毛文龍一死，豈能再指望皮島將士齊心協力，同心同德？“文龍既死，甫逾三月，我大清兵數十萬分道入龍井關、大安口”，毛文龍死后才剛剛過了三個月，解除了后顧之憂的后金便亟不可待地大舉進犯，造成的后果是無法挽回的。“帝驟聞，意殊駭”，袁崇煥擅殺毛文龍對于崇禎皇帝心里的震撼是極大的，雖然崇禎皇帝賜予了袁崇煥以尚方寶劍，有先斬后奏之權，但尚方寶劍的權利并不是無限的，在明代殺一個老百姓都需要皇帝的復核，何況是手握重兵、關系著國家安危的一品總兵，更何況毛文龍在天啟年間也被明熹宗（崇禎之兄）賜予過尚方寶劍，毛總兵在帝王心目中的的地位可想而知。毋庸置疑，袁崇煥擅殺毛文龍對于袁崇煥后來的悲劇起了很大的推波助瀾的作用。

三、   固執己見，缺乏長遠的戰略眼光

“文龍既死，甫逾三月，我大清兵數十萬分道入龍井關、大安口“，毛文龍死后才三個月，狡猾的皇太極卻不走固若金湯的山海關，而是繞道蒙古，對大明大舉進犯，直達明朝重鎮遵化，得知消息的袁崇煥并沒有親自來遵化抵御，而是讓派手下趙率教去遵化迎敵，“以十一月十日抵薊州”，自己守在薊州等著皇太極。而這一次判斷失誤了，“俄聞率教戰歿，遵化、三屯營皆破”，結果趙率教戰死，后金在攻破遵化后，又“越薊州而西”，繞道薊州向西直撲京城，此時“崇蝗懼怕，急忙領兵開入護衛京師，在廣渠門外設營”，直到此時袁崇煥才回過神來，急忙領兵從薊州趕往京師，在北京的廣渠門外設營。

“崇蝗懼怕，急忙領兵開入護衛京師，在廣渠門外設營”，其實細讀此處，不難看出其中的端倪來。袁崇煥為何從薊州直奔京師，怎么沒有在離京城遠一些的阻擊后金呢？讀了其它史料的記載，方知道《明史》省略了極為關鍵性的過程。按照當時總督京城防衛的大學士孫承宗的意見，袁崇煥應當立即率部趕到京郊昌平、三河一帶布防，阻擊皇太極，但袁崇煥卻沒有這樣做，而是誘敵深入，直達京城的廣渠門外設營。袁崇煥這樣做遭致了種種非議，他這樣做自然有他的考慮，自然不是勾結皇太極，袁崇煥始終對后金追而不擊，只是想發揮自己善于守城的長處，保存實力，在京城大破后金。袁崇煥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并沒有仔細考慮孫承宗的意見，他完全忽略了局勢的變化，完全忽略了這不是在寧遠，而是天子腳下的京城，一個王朝的心臟地帶，除非迫不得已，哪一位皇帝愿意拿京城去冒險？萬一京城被攻破了，結局很可能就面臨著國破家亡的滅頂之災！

而根據明朝的規定，邊防軍隊未經皇帝的允許，不得駐扎于北京城下，而袁崇煥卻在未經崇禎許可的情況下擅自“在廣渠門外設營”。袁崇煥“五年復遼”意猶在耳，可幾年下來寸土未復，皇太極卻可以輕易繞過山海關，直逼京城，而袁崇煥一路只追不擊，更此前袁崇煥擅殺毛文龍，不把他這個皇帝放在眼里，諸如此類，此時的崇禎對袁崇煥的積怨越來越深，而更要命的是，此時袁崇煥竟然提出“請入休城中”，崇禎皇帝自然“不許”，崇禎皇帝本來就對袁崇煥的信任漸漸動搖，袁崇煥此舉無疑是進一步加劇了崇禎對他的不滿與懷疑，將他自己推向了悲劇的邊緣。

“然都人驟遭兵怨，謗紛起，謂崇煥縱敵擁兵。朝士因前通和議，誣其引敵脅和，將為城下之盟帝頗聞之，不能無惑”，此時再加上朝廷別有用心的大臣的污蔑與挑唆，不知真相的百姓的非議，更加進一步加劇了崇禎的疑慮，“會我大清設間，謂崇煥密有成約，令所獲宦官知之，陰縱使去。其人奔告于帝，帝信之不疑”，后金設離間計，說與崇煥秘密訂有條約，讓被抓獲的宦官知道，暗地放他逃走。那個人奔回告訴崇禎皇帝，崇禎毫不懷疑地相信了。類似的反間計早在三國時代的周瑜就使用過，《三國演義》當中蔣干中計一節對此作了繪聲繪色的描述，皇太極使用這樣的反間計可以說是毫無新意，毫無高明之處，但崇禎偏偏就信了。崇禎皇帝雖然性情剛愎自用、多疑善變，但其聰明才智卻非常人可比，從他登基后不動聲色地鏟除魏忠賢及其奸黨一事就不難看出，有人因此認為這段故事是清朝為了達到詆毀崇禎的目的而編撰出來的，我卻認為有一定的可信度。如果在崇禎皇帝完全信任袁崇煥的情況下自然不會中計，而當崇禎皇帝對袁崇煥的信任漸漸垮塌，以至于蕩然無存時，后金使出的哪怕是十分拙劣的離間計也會成為壓死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三年八月，遂磔崇煥于市。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崇煥無子，家亦無余貲，天下冤之”，“自崇煥死，邊事益無人，明亡征決矣”，袁崇煥“家亦無余貲”，袁崇煥不怕死，不愛錢，一心報國卻被處以極刑，明末最善于與后金作戰的將領就此黯淡地退出了歷史舞臺，使得遼東防衛幾近崩潰，搖搖欲墜的大明王朝也因此加快了滅亡的速度，怎不令人扼腕長嘆！

探究袁崇煥的悲劇命運，其原因雖然與崇禎皇帝狐疑多變、剛愎自用的性格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但更與袁崇煥本身的性格有著最直接的關系。袁崇煥雖然滿懷一腔愛國熱情，也有著不同凡響的軍事頭腦，在對后金的作戰中取得過寧遠大捷、寧錦大捷、京師保衛戰等重大勝利，但令人惋惜的是其自身有著許多不足之處，甚至存在著致命的缺點，尤其是一切以自我為中心，個人英雄主義膨脹，率性而為，不善于團結與其并肩作戰的將領，使得彼此間的嫌隙漸漸上升，又固執己見，聽不進別人的意見與忠告，加上崇禎皇帝的偏聽偏信，急于求功，對袁崇煥由極度信任逐漸轉為極度生疑，最終造成了無法挽回的結局。

以上只是自己主要讀《明史·袁崇煥傳》而得出的一點拙見，《明史》是明朝滅亡后清朝組織編撰的，一些地方根據當朝統治者的需要進行了刪改，如在袁崇煥千里馳援京城的過程中，袁崇煥對孫承宗提出的布防意見置若罔聞，這直接關系到袁崇煥命運的關鍵之處《明史》卻只字未提，在此不妄加推測，留待讀者思考。僅憑一本書是很難得出全面的而準確結論的，何況自己對歷史知識知之甚少，不妥之處敬請指正，希望和朋友們一起交流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