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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回到辦公室，我的心情并沒因辦公室的舒適環境而輕松下來，考前覺得已經做好充分準備，覺得到了萬無一失的考試鐵律，在一封無端夾帶在考試試卷中的信訪材料前，變得那樣的漏洞百出，不堪一擊。原本自信滿滿的我，這時也懊惱萬分。一年的努力，多少的辛苦，就這樣因一封完全以教育界無關的信訪材料，出現在高考的試卷中而泡湯。怎樣面對上級，怎樣把責任減少到最小的程度，怎樣穩定本市教育系統的情緒，這都成了我當前必須馬上面對和解決的大事，而且是重中之重的。這個暑期，看來就這樣了，休假又變成了空想，出游也變成了紙上談兵，難怪在我向老婆和女兒詳說我今年的暑期安排時，女兒姍姍會露出譏誚的面容，老婆會輕描淡寫不當一回事的說：“到時再說吧”。欠孩子和老婆的太多了，可遇到這樣的事，我走得開么，我感到委屈，把氣全出在這無端生事的考生身上。“撤銷考試成績”，我在心中惡惡地想，又覺得好像其中夾帶著報復和泄憤的情緒，這不符合我一貫的工作作風。等著吧，還是等招生辦拿出意見，等開黨委會研究做出決定再說吧。這樣想著我隨手拿起丟在桌面上的信訪材料漫不經心地翻起來。

兩張信紙拓印的材料，看字跡好像是在考試前用拓藍紙重新復寫過的。內容并不多，重的是那一百二十三人的簽名。說的是城市反右結束后農村開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期間，靠山屯五個生產隊中這一百二十三人被糊里糊涂地打成右派，又因為是農民，戴右派帽子有些不倫不類，所以改定為“反社會主義分子”，在村里接受管制改造。文化大革命結束，右派摘帽，地富反壞的名稱也不用了，這一百二十三人也就又糊里糊涂地折掉了“反社會主義分子”的帽子。雖說在實際的生活和生產中，沒人再把他們當另類看待，可他們還是想不通，二十多年的罪白受不說，還牽連了父母家人親戚朋友。平反了，本來該是件高興的事，可自己到底犯了什么錯，上邊沒有一點說法，只說是文件規定的。他們不服，聯名寫了這份材料上訴，要求討個說法。

我出生于解放初期，改革開放前所有的政治運動我都知道，也參加過不少。反右時我才七八歲，但我讀書的學校中，今天這個老師被打成右派 ，明天那個主任是潛藏的反革命分子被挖了出來，這樣的事我看到不少。我出生在城市，農村中是怎樣開展政治運動，我并不知道，可運動中的擴大化，那已經是不爭的事實，這也是十一屆六中全會公報和《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明確了的錯誤。面對這份可能真是冤情的材料，我不知道該怎么辦，按程序移交信訪局，那是最簡單不過的事，但又牽連考生本人。那絹秀的字跡，那清瘦單薄，帶著淡淡憂傷神情的面孔，總是在我面前晃動。違反考試紀律，是重大的錯誤，取消考試成績已經是不可逆轉的結果。可我有些不甘心，總想知道這明知是不可為而為之的后面的真實原因。十年寒窗的苦讀我是深深體會過的，何況是農村環境中出來的尖子生？一個草率的決定，葬送的不單是一個孩子一生光明前程，還連著一個飽受委屈和苦難的家庭的今后。氣消了，讓我下這樣的決定，我怎么也做不出來，我想搞清楚這孩子這樣不顧一切的背后是些什么，于是打電話給招生辦把這個考生的檔案調了過來。

   （五）

靠山屯遠離市里三十多公里，鎮的行政編制，下轄五個鄉，二十七個村民組，這考生的家就住在一個名叫簸箕寨的小村子里。既然下了決心要把這事件的始末搞清楚，我就說干就干。放下了手中其他的工作，給秘書交代了幾句，就單獨驅車前往簸箕寨，在路過靠山屯時，我順便叫上了鎮教育行政辦公室的張股長。

簸箕寨還真有點遠，從靠山屯出來，都已經一個多小時的路程了，簸箕寨還不知道在哪兒。路況越來越差，路面也越來越窄，越來越陡，我不免有點著急起來。問了副駕駛座上的張股長好幾次，他每次都笑笑說快了，可每次過了好久還是見不到簸箕寨的影子。我知道從他嘴里是再也問不出什么來的，也懶得再問了。懂了他的心思，知道他這是在買關子，是有意想讓我好好體會一下下面的艱辛。張股長在副駕駛座上打瞌睡，我也懶得說話，汽車在沉悶中行駛，發動機的負荷越來越大，發著巨大的轟鳴牽引著汽車在滿是砂礫的道路上艱難地前行，速度越來越慢，汽車也越來越顛簸。翻過一個丫口，汽車終于走上了下坡的路，速度快了起來，山風也迎面而來，原本已經快打瞌睡的我，一下清醒過來。再行駛了兩公里左右，轉了一個差不多是直角的大彎，一個寨子就迎面撲了過來。我輕踩著剎車驚奇地問張股長：“這是哪兒啊”，張股長仍舊是一張笑臉，不緊不慢地回答我說：“這就是你要來的簸箕寨”，啊，我一腳急剎，汽車拖著長長的輪印，終于在寨子的路口停了下來。這突如其來的半山小寨與我想象中的寨子相差太大了，我不相信，可張股長是本地人，他的話不會有錯。看多了城市近郊的鄉村，那種平坦，那種山清水秀的鄉村景色，成了我心中農村的固有模式，就是村后的遠山，在我眼中，也都是那樣的美好。可是現在，那些走近了的遠山，那就在眼前的簸箕寨，與我心中的美好相距太遠了，我慚愧地覺得自己眼光太短，社會閱歷太少。下得車來，視覺范圍內的遠山近壑，全是光山禿嶺。只在那半山腰處和一些深溝壑底能看到少量的，形狀各異的片片地塊外，漫山遍野全是風化了的碎石薄片，能耕種的土地極少，水源也極缺，這是一個條件極其惡劣的山寨。

才進得寨子里沒幾步，游走在寨子里各處的和躺臥在各家門口的狗們，聽到陌生的腳步，就很不友好地圍了上來，沖著我倆惡惡地狂吠起來。我倆進也不是退也不是，被圍在狗們的中間，提心吊膽地乞望著人們的解救。可能是聽到狗們叫聲異常吧，簸箕寨的寨民們才慢慢地從自家破爛烏黑矮小的門里探出頭來，吼住自家狂吠著的狗，我兩才得以長長地喘了口氣，放下了提著的心，也才得以走近老鄉們，詢問考生家的住處。

考生叫梁幺妹，是這個寨子里今年唯一的一個參加高考的考生，所以問起來，大家都知道，也很熱情地帶領我們尋到了梁幺妹的家。梁幺妹的家是一間石塊磊墻，石板蓋頂的陋屋。看著是兩層，其實上面一層只是用秸稈胡亂的圍了一圈，縫隙處能看到一串串的玉米和紅辣椒。這可能就是這家人的儲藏室吧。下層的石墻中間開著一扇門。門邊一個一米五左右的女孩正在用一只木瓢攪拌著手中的豬食桶，見到我們走來，她抬起頭害羞地對我們笑笑，算是向我們打了招呼。因為是看過相片的，我一眼認出眼前的女孩就是我要找的考生，便上前問道：“你就是梁幺妹吧”，見得我的詢問，她很驚奇，稍后才說：“你們……”，張股長從后面走上來笑著介紹說：“這是市里教育局的劉局長，是專程來看你的”，可能聽說我是教育局局長，也可能馬上明白了我的來意，梁幺妹緊張和不安起來。她看了看敞開著的門，好像是不想讓我們的對話叫屋里的人聽到一樣，用手指了指遠處，意思是讓我們到路邊去等著。也就是在這時候，一個蒼老無力的聲音從沒有亮光的屋里傳出來：“幺妹，你和誰說話啊”，梁幺妹看看我不知怎么回答，我小聲問：“你媽吧”，梁幺妹輕輕地點點頭，我抬高聲音說：“大媽吧，我們是市里來的，來看看你們”，“哦，那就請進吧”。我答應著準備進屋去，梁幺妹卻急急地拉著我小聲說：“梁局長，你是為那封信訪材料來的吧”，我點點頭，她有急急地說：“千萬別讓我媽知道啊，她身體不好，受不了這樣的打擊”，我詫異了，低聲問道：“你媽不知道”？她點點頭，眼中一片哀求的神色。看著她這樣，我也不忍了，點點頭算是答應了。不想讓更多的人知道這事，臨進門時我對身旁的張股長說：“你先回車里去吧，我和她們聊聊就來”，張股長沒說什么，仍舊一張笑臉的離去，看著他的背影，我心想，這是個什么樣的人呢，總是樂嗬嗬的。

進得屋里，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見。好半天我才慢慢適應過來。屋里很黑，只有開著的門透進少許亮光，給這屋內提供了些許的光線，讓我看清了躺在床上的老婦人。她很瘦弱，急急地喘著氣，見我進來，她艱難地抬起上身，用顫抖的手指了指床前的板凳。我明白她的意思，也沒說什么就在那張黑黑的板凳上坐下，梁幺妹則趕緊走到床邊把母親摟著，再從身后把枕頭拉過來給母親墊上，我說：“大媽，你就躺著吧，不用起來的”平靜了一會，我問梁幺妹：“你媽得的什么病啊”，梁幺妹低聲說：“肺氣腫”，我說：“沒去醫院看看”，梁幺妹痛苦地搖搖頭，眼淚刷刷地淌。看著這場景，我也好心痛，都說農村里還很苦很窮，我要不親眼看到眼前的場景，這苦、這窮哪會這樣的真實，這樣的具體。幺妹媽喘著粗氣斷斷續續的說：“我這爛命，還看什么啊，挨一天是一天，只是苦了我這苦命的孩子”幺妹媽說著艱難地把梁幺妹的手攬在手心中撫摸著說：“同志啊，我也不知道你是做什么的，我這孩子命苦哇，我求求你們，能幫幫就幫幫吧……”她喘著，后面的話還沒說完，臉就憋得鐵青，梁幺妹在一邊急得大聲地哭起來，可也沒忘給母親垂著背。看著這對可憐的母女，我鼻子酸酸地，好半天我才說：“大媽，你放心吧，我們一定盡力，也會想辦法送你去醫院的”。夸這樣的口，我心中沒底，只是不忍拂這婦人的意。我說完這話，屋里就靜了下來，剩下的就是梁幺妹母親急促的喘息聲。知道再這樣坐著，已經沒什么意義，等著幺妹媽喘得稍微好點，我就向梁幺妹做了個手勢，站起來對躺在床上的幺妹媽說：“你歇著吧，不打攪了”，說著我站起來走了出去，在離門邊不遠的地方停了下來。等了好一會，梁幺妹才從屋里出來，她眼睛紅紅的，還帶著淚花。看著她這樣，我真不想再問及信訪材料的事，可我就是為這事來的，再殘忍我也得把該辦的事做完。走出一段路我才問道：“你爸爸呢”，可能是我的問話有些突兀，也可能是觸及了她內心的傷痛，梁幺妹又哭起來。好半天她才說：“沒了”，我有些突然，也有些過意不去，但我還是問道：“哪年的事啊”，“都五年多了”，我算算那就是九十年代初期，離文化大革命結束也十多年了。我說：“信訪材料中說的事，你父親生前和老鄉們沒找過政府嗎”，“怎么沒有”梁幺妹大聲地不滿地回道：“鄉里、鎮里、區里、市里，甚至省里、北京，那里沒去過，可是就是沒人管，沒人問。找到上邊，就說材料轉到你們市里了，下去等著吧，就這樣等了十多年時間，我爸和一百二十三個村民跑了不知多少冤枉路，家家把所有的精力全用在了這件事上，錢用光了，家里能賣的賣光了，卻什么結果也沒有”。我說：“這批人現在還剩多少啊”梁幺妹想了想說：“大概還有五六十個吧，不過年紀都很大了，跑不動了”。我嗯了一聲，想想該轉入正題了，拖著不是辦法，回避也不可能，殘忍就殘忍吧，我這樣想著開口嚴肅地說：“你在考試試卷中夾帶信訪材料，想過后果嗎”，我態度的突然變化，讓梁幺妹不安起來，她低下頭，但仍舊肯定地點點頭。我說：“你這樣做嚴重地違反考試紀律，你的考試分數會被取消，這個你不知道嗎”，她說：“知道”，“既然知道后果嚴重，你為什么還這樣做，你就不怕因為這事影響你考試的結果，影響你一輩子的前途嗎？草率！”，我說著不知不覺地嚴肅起來，可能是恨鐵不成鋼吧，我恨她大好的前程被她自己輕率的舉動給毀了。梁幺妹卻一改剛才膽怯的樣子，大聲而桀驁地說：“我不后悔”。我聽了有些啞然，抬眼看了看眼前的考生，好像不認識似的，她的頂撞讓我感到我的尊嚴被傷害，不加思考地說：“你就真不怕我取消你的考試成績”？“不怕”她仍堅定地說，“為什么”我大聲地問，“為了父親的遺言，為了一百二十三個家庭的乞望”梁幺妹這樣說，心中沒一點的后悔，沒有一絲絲的不安，我卻突然地不安起來，覺得自己有些過分了。平靜了一下心情，我放緩了口氣說：“為什么不可以采取其他的方式呢，比如考上大學工作以后”，梁幺妹見我改變了態度，也就沒再高聲大氣，苦笑地說：“你沒看到我家的情況嗎？我還有機會么”，我說：“怎么了”，她看看我緩緩地說：“我家的情況你看到了，我父親去世后，母親因為氣憤和傷心，沒多久就患上肺氣腫，我們家也因此喪失了勞動力，環境也變得更加惡劣，原本初中畢業后我是準備輟學回家務農的，準備從此擔起養家的擔子，母親開始不同意，可家中的情況如此，母親也就不再堅持。這消息傳到鄉親們耳里，和我父親一道討說法的一百二十三家的鄉親們說什么也不同意，一起匯聚到我家，他們知道我成績好，希望我讀完高中，考上大學，工作后繼續為他們討說法。就這樣他們大家湊學費給我讀高中，還輪換著照顧我母親，買藥、帶我母親到醫院看病。我去了后顧之憂，也就安心地讀書去了，也因為如此，我更加的勤奮，我不敢辜負大家的希望，更不敢忘記父親的遺言。我父親生前就是寨子里的老師，他在我很小的時候就對我說，我們農民要想改變自己的命運，只有讀書，只有考上大學，所以我從小就有了大學夢。我知道我能考上大學，也想實現我從小就有的大學夢，可是你也知道這幾年大學的學費上漲得如此的可怕，我沒勇氣再去接受鄉親們的支助，他們中的很多人家都很苦，有的老鄉連自己的孩子都顧不上，我哪能再拖累他們。我知道信訪和教育是完全不相干的兩個系統，可我再沒機會，我得搏一搏，我想通過這樣的形式引起媒體的關注，搏得社會的同情”。聽了她這一番話，我突然找到了答案，那一手好字，那優秀的成績得來的后邊那巨大的支撐，我好惋惜，不安地說：“成績是肯定沒有了，下一步你準備怎么做呢”說完這話我都覺得自己好殘忍，好沒人性。她淡淡地平靜地說：“我媽媽的病越來越嚴重了，我想在家多陪陪她，以后怎樣，再說吧”。她這樣說，我也好傷心，面對一個這樣的尖子生，面對這樣一個家庭，我雖是教育局的局長，我卻什么也做不了。我突然覺得自己好軟弱，好無能，原來光芒四射的教育局局長的光環，在殘酷的現實面前也變得黯淡無光。回憶起幾年前的激情洋溢，我覺得自己好無知，好不知高矮，改革哪會這樣容易，老百姓不富起來，國家不富起來，什么都是白說。臨走了，我拿出我身上僅有的三百元錢給了梁幺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