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看《出彩中國人》被“中阮琴癡”馮滿天征服了。當他懷抱中阮在臺上飽含深情演唱《鄉愁四韻》時，“鐵漢”評委李連杰飆淚了，我也淚流滿面了。大家都是被他傳承中國傳統文化的情懷，和他三十年堅持宣揚中華民族樂器不放棄的精神征服了的，許多人情不自禁起立向他致敬。
看完節目，我陷入深深的沉思中。古往今來，有多少象“中阮琴癡馮滿天”一樣，執著無私地為傳承中華民族傳統文化而默默奉獻者！他們同樣值得后人尊敬。
我想起了我的鄉黨，號稱文始先生的天水人尹喜。大約是2000年前的那一年吧，他正在函谷關關令的重任上。有一天大清早，他走出家門趕去上班，忽然感覺天色有異樣，爬上路旁一個高土臺，回首東望，只見紫氣騰騰，霞光萬道。他不由欣喜若狂，大呼“紫氣東來，必有異人通過！”趕忙命令關吏清掃街道，恭候異人。不久，果然看見一位銀發飄逸，氣宇軒昂，倒騎青牛的老者向關門走來。這便是赫赫有名的老子先生！尹喜趕忙上前迎接，誠邀先生在此小住，并恭恭敬敬象對待老師一樣侍從先生。
尹喜為何有如此高見？原來，他少好墳（三皇之書）、索（八卦之書，書名）、素（《太公素書》）、易（《易經》）之書。善天文秘緯。仰觀俯察，莫不洞澈。不行俗禮，隱德行仁。后因涉覽山水，于雍州終南山周至縣神就鄉聞仙里結草為樓，精思至道。因以其樓觀星望氣，故號其宅為樓觀。周王聞之，拜為大夫。后復招為東宮賓友，再后來又為函谷關令。
一晃一百來天過去，尹喜漸漸參透先生精妙思想，他也以疾病為由，辭去官職，迎接先生來到自己家中，沐浴齋戒后，進一步虛心向先生求學問道，并懇求先生著書立說，以惠后世。先生被他的誠心感動，乃著《道德經》五千言留給了后世。之后，尹喜也棄絕人事，按先生所授經法，精修之道……
“華章九篇入百子，經文五千誦道德。”《道德經》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價值，無需在此述說，可沒有尹喜，五千言《道德經》是否可以流傳下來，還需畫個問號。可以說尹喜對傳承中國文化功德無量！是不是該向他致敬！
說到這里，我又想起了最早發現樓蘭古城的維吾爾族向導——艾爾迪克。
1900年3月27日，傍晚，塔克拉瑪干沙漠。一位維吾爾向導和一位白人老者、幾頭駱駝在緩慢地行走著。這位向導就是艾爾迪克，這位白人老者，就是赫赫有名的探險家、瑞典人斯文·赫定。沿著古塔里木河的河道，他們想尋找行蹤不定的羅布泊。夕陽西下，余暉染紅了沙漠，他們終于來到了一個土崗上。這時，斯文·赫定發現駱駝身上的水袋在漏水，所剩的水已經寥寥無幾。禍不單行，艾爾迪克發現夜宿必須用的鐵鏟也丟失了，他自告奮勇獨自返回尋找鐵鏟。
機會往往垂青于有準備的人。行進中，獨行的艾爾迪克意外驚喜地發現了一座古城——城墻、街道、房屋，甚至還有烽火臺依稀可辨。艾爾迪克以為自己產生了幻覺，使勁揉了揉眼睛，才敢確定這一切并不是幻覺。他立刻返回把這個發現告訴了斯文·赫定。斯文·赫定異常興奮，大家循著艾爾迪克的指引來到了那一片古城。由于沒有了水，匆匆查看后他們就離開了。第二年他們又按照原路回到了這里，進行了大量發掘。斯文·赫定根據當地出土的佉盧文簡牘“kroraina”一詞，推定古城名為“樓蘭”。從此“樓蘭”，這座湮沒在“沙漠中的龐貝城”的古城震驚了整個世界。隨后，許多國家的考古學家、地理地質學者、探險隊接踵而至……
我想如果沒有艾爾迪克，也許樓蘭古國還沉睡在茫茫沙漠里，我們是不是也該向他致敬！
我也想起了佛教圣地莫高窟的保護神——王道士王圓箓。我不大同意著名學者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認為王圓箓對敦煌莫高窟文物的破壞是毀滅性的這個觀點。
實際上，藏經洞發現之后，王道士盡了最大的努力，做了他應該做的一切。首先，徒步行走50里，趕往縣城去找敦煌縣令嚴澤，并奉送了取自于藏經洞的兩卷經文。王道士的目的很明確，就是為了引起這位官老爺的重視。可惜的是這位姓嚴的知縣不學無術，只不過把這兩卷經文視作兩張發黃的廢紙而已。1902年，敦煌又來了一位新知縣汪宗翰。汪知縣是位進士，對金石學也很有研究。王道士向汪知縣報告了藏經洞的情況。汪知縣當即帶了一批人馬，親去莫高窟察看，并順手揀得幾卷經文帶走。留下一句話，讓王道士就地保存，看好藏經洞。
兩次找知縣沒有結果，王圓箓仍不甘心。于是，他又從藏經洞中挑揀了兩箱經卷，趕著毛驢奔赴肅州（酒泉）。他風餐露宿，單槍匹馬，冒著狼吃匪搶的危險，行程800多里，才到達目的地，找到了時任安肅兵備道的道臺廷棟。這位廷棟大人瀏覽了一番，最后得出結論：經卷上的字不如他的書法好，就此了事。
幾年過去了，時任甘肅學政的金石學家葉昌熾知道了藏經洞的事，對此很感興趣，并通過汪知縣索取了部分古物，遺憾的是，他沒有下決心對藏經洞采取有效的保護措施。直到1904年，省府才下令敦煌檢點經卷就地保存。這一決定和汪知縣當初的說法一樣，都是把責任一推了之。王圓箓無法可想，又斗膽給清宮的老佛爺寫了秘報信。然而，大清王朝正在風雨飄搖之際，深居清宮的官員哪望能顧得上這等“小事”。王圓箓的企盼如泥牛入海，杳無音信。
1907年，斯坦因到來，他通過宗教精神的交流將王道士俘虜了。斯坦因說：“道士之敬奉玄奘，在石窟寺對面新建涼廊上的繪畫有顯明的證據，所畫的都是一些很荒唐的傳說……我用我那很有限的中國話向王道士述說我自己之崇奉玄奘，以及我如何循著他的足跡，從印度橫越峻嶺荒漠，以至于此的經過，他顯然是為我所感動了。”
當時王道士把經卷賣給斯坦因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在長達7年的時間里，他多次求助官方予以重視，而且是逐級上報，但無人過問，致使他灰了心。二是為了完成他的宏愿，清掃洞窟，修建三層樓，架設木橋。三是唐玄奘溝通了他們的思想，斯坦因這個探險家追求事業的精神感動了他。因此他雖則思想極為矛盾，極不愿意外國人將這些文物帶走，但在無奈的情況下，也只好讓了步。
當斯坦因把敦煌文物宣傳于全世界之時，當朝命官這才懂得了其重要價值，但他們不是考慮如何地保護它，而是千萬百計竊為己有。因此，一時間偷竊成風，敦煌卷子流失嚴重，這是敦煌卷子自發現以后最大的劫難，后來連醉心于壁畫的張大千也加入了破壞的行列。1910年清政府作出決定，把剩余的敦煌卷子全部運往北京保存。在運送的路途中，幾乎每到一處都失竊一部分。
大量經卷的散失，曾經使王圓箓感到非常痛心，因為藏經洞是他發現的，多年來在他保管期間從未發生過無故大量散失的事，官方如此掠奪，又如此貪心，使他感到極大的憤慨。所以，當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到莫高窟后，王圓箓對他說了一段令人深思的話，《斯坦因西域考古記》是這樣記述的：“說到官府搬運他所鐘愛的中文卷子致受損傷，他表示后悔當時沒有勇氣和膽識，聽從蔣師爺的話，受了我那一筆大款子，將整個藏書全讓給我。受了這次官府的騷擾之后，他怕極了，于是，將他所視為特別有價值的中文寫本另外藏在一所安全的地方。”
王圓箓，身為道士，卻成為佛教圣地莫高窟的保護神，四處奔波，苦口勸募，省吃儉用，積攢錢財，用于清理洞窟中的積沙。為保護莫高窟，他向各級官員求助，甚至冒死向慈禧上書。他把文物賣給斯坦因等人，所得錢財全部用于保護洞窟。即使是賣出的文物，也在各國博物館得到了妥善保存，——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敦煌莫高窟屬于全世界全人類，這或許是他“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的又一功德吧。
有道是：“敦煌千古事，苦樂誰心知？”讓我們向莫高窟真正的守護神王圓箓致敬吧，雖然他沒有文化，不懂敦煌經卷的價值，甚至也對敦煌壁畫一竅不通，但他為保護莫高窟表現出來的勇氣執著努力，誰又出其右？
就該向中阮琴癡馮滿天、討得《道德經》的尹喜、樓蘭古城第一個發現者艾爾迪克、莫高窟的保護神王道士等等自覺不自覺的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傳承保護者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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