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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悠悠大中華五千多年的優秀文化史，不論是從哪一個角度來分析，文人所扮演的角色與定位，他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一種開創、宣導、傳承、鞏固、推廣和深化等多方面的作用。這種說法，或許有讀者朋友有疑慮，不過，你如果是一位對中國文學史和歷史稍微懂一點的人，就不難看出，我的這種說法是有根據的。比如說，以先秦時代的儒、道、墨、法四大家為代表的孔子、孟子、老子、莊子、墨子等，他們的精神財富，不論是在當時還是現在的政治環境、經濟環境和社會環境等諸多方位來看，這種古文化所賦予的思想內涵，讓我們后代人把自己置身在這種獨特的東風文明體系之中，而感到無比的欣慰和自豪。尤其是以孔子為首的儒家學派所開創的歷史新局面，無不為我們古老的封建帝國所取得的成就感而頂禮膜拜。單就現代社會來說，我們耳聞目睹的，主要凸顯在官方的吏治和民間的自治以及東西方不同地域和不同文化理念的分支機構（全世界孔子學院380多所、中國全國各地的孔廟、孔子塑像以及尊孔儀式等），所帶給全人類在一種普遍追求和諧、穩定為大局的國際國家秩序、社會秩序而出具的指導性和建設性的思路，無不顯示出文人們的智慧。確實，一個好的文人，他提供給社會動力的背后是個人名譽地位和經濟地位的翻身。時下正處于經濟建設的大好時期，各條戰線都在為經濟發展獻計獻策，為配合這種大勢所趨，搞好和諧社會、合理分配有限資源、服務于人民大眾、服務于國家和服務于現當代為目的，下面，該是我就文人相輕這種話題產生的歷史根源與現實的利害關系等，多方面展開深度的剖析。

 文人相輕，自古有之。據說，當時的傅毅和班固的文才其實差不多，但班固寫給弟弟班超的書信中卻說：“武仲以能屬文，為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 大凡一個人總是善于發現自己的優點，看不到自己的缺點，然而文學創作的方法很多，很少有人能夠用多種形式和多種風格來寫作。因此，各人總是以自己的長處來攻擊別人的短處。這就出現了“家有弊帚，享之千金。”的反擊；而根據清朝的陳康琪《郎潛紀聞二筆》記載里說的：長興人臧壽恭眉卿、烏程人嚴可均鐵橋（眉卿、鐵橋應該是他們的號或者字之類的）兩人，他們都出生在同一個湖州（老鄉），而且精通儒學經典、很有學問，本應該惺惺相惜，彼此尊重，然而，他們卻恰恰相反，互不友善。太守楊峴，是臧先生的高徒，也曾今跟隨嚴先生游學。有一次，太守從長興回來，他把船停靠在城外時，偶然發現旁邊的船上有一個人旁若無人的拿著酒獨自喝著，感到很不解，仔細一看，原來是嚴先生。趕忙問他從哪里來，嚴先生把實話告訴他，太守聽后非常詫異地說：“是邨夫子，堪若師乎?”第二天，太守問臧先生：“嚴某如何人?”他說：粗能諷《三字經》。所謂《三字經》，大家都知道，也就是古時候學生的啟蒙教材而已。文人相輕，可見一斑。到了上世紀初期，魯迅和梁實秋的對罵，則復制了這種文人之間的故態。“凡走狗，雖或為一個資本家所豢養，其實是屬于所有的資本家的，所以它遇見所有的闊人都馴良，遇見所有的窮人都狂吠。”（節選：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作者：魯迅。）而梁實秋則回應道：有一種人，只是一味的‘不滿于現狀’，今天說這里有毛病，明天說那里有毛病，于是也有無窮無盡的雜感，等到有些個人開了藥方，他格外的不滿；這一服藥太冷，那一服藥太熱，這一服藥太猛，那一服藥太慢。把所有藥方都褒貶得一文不值，都挖苦得不留余地，好像惟恐一旦現狀令他滿意起來，他就沒有雜感所作的樣子。”由于他們的身份和政治立場的不同，把一些認識上的分歧都不可避免地帶進了現實生活中，一來二往，口水戰也就擦槍走火了。

 秀才、童生、進士、舉人、探花、榜眼或者狀元什么等級的劃分，就催生了世俗下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普遍認識。所以，古時候的學子，僅依靠讀書來博取功名利祿是唯一的途徑，這應該說是封建專制時代的產物，是皇權壟斷性的具體表現。作為眾多的文人來說，他們在爭搶這種光環下的溢彩流光時，其實，也有他們言不由衷的無可奈何。諸如上文中我列舉的那些封建士大夫和現當代一些典型的文人形象，他們所處的時代雖然不同，但都具有某種共同的特征和功利性的作用在作祟，僧多粥少、千人一面的尷尬局面，我想，這是不可避免的。

  歷史如一位滄桑的老人，它在留給后世子孫的豐富遺產里，那種包容和理解，就為眾多的蕓蕓眾生，開啟了一個個劃時代的巨幅畫展。封建王朝自辛亥革命后，徹底退出了歷史的大舞臺，中國的舊民主主義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為文人在歷史的大變革里，出具了它廣闊的施展空間。尤其是新中國成立以后，這種全所未有的可喜局面，造就了文人輩出的生態環境，但是文人之間的交惡，卻一直不能停下來。

    比如眾所周知的沈從文和丁玲的口水戰，先是沈從文在《記丁玲》中把丁玲跟胡也頻的結合寫成是出于單純性需要的使然，捏造、歪曲、詆毀胡也頻與丁玲結合是受了革命宣傳的欺騙與迷惑。丁玲則認為沈從文有損她的名譽，使她在晚年時寫出了《也頻與革命》一文，對沈從文進行了無情的撻伐。沈從文還曾經指責丁玲獲得斯大林獎是“政治肯定多于文學成就，是造神運動下的產物”。沈從文與蕭乾的矛盾，則緣于學生蕭乾關心他的住房困難一事，卻被沈從文看作是往他臉上抹黑，有人說是雙方思想的理解錯誤。直到他逝世的那一天，沈從文一直沒原諒過蕭乾。丁玲蔑視周揚，周揚輕視丁玲，更多的是政治上的意義，但與傳統氣節貞操也不無關系。

為了體現文章的真實性和厚重感，上面的素材，是我搜集了有關資料后稍加改動的一段文字。讀者不難看出，即使是那些文壇泰斗，他們之間為了個人的利益或者名譽權的維護，始終把自己列為重頭戲，而別人只能是陪襯或者甘當替罪羊的角色定位。不可否認，一個文人，他通過自己的努力，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后，廣泛被社會各界所接受。這不僅充分地展示了自己，同時，也展示了這個社會、這個國家或者全人類在某種理念上的榮譽觀和滿足感。是個人和集體的智慧結晶、是作家和詩人畢生的追求和夢想。因此，在這種功利性和世俗性的作用之下，眾多的文人一顯身手。然而，現實是殘酷的，畢竟文人的貢獻遠不如科學家們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來得實在，所以，能夠被社會理解、包容和利用的概率實在太小了，以至于造成了過多的文人被邊緣化。

 進入上世紀八十年代后期，由于國家改變了計劃經濟時代的那種發展模式，進而把市場經濟建設納入了主旋律。這種轉變的第一印象，就是人們的衣食住行和精神生活上的改觀，一些原本被奉為經典或者朝圣的東西，一夜之間，被擱置在歷史的廢墟，這是時代的進步和歷史的必然性。作為一個有著擔當的人來說，那種天降大任于斯人的使命感，注定了眾多的遷客騷人，企圖通過文字來扭轉自己在生活領域的翻身。尤其是網絡的鋪設，它把文人的筆觸和思想世界引向了那浩瀚無垠的網絡空間。

 文學交流群（ＱＱ群）的建立，在某種程度上為網絡文學的發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巨大作用。這種變化主要是作者進群就可以與對方直面交流心得和寫作體會，極大地方便廣大的文學愛好者和寫作者，這是一種值得肯定的正面現象。但是，由于人的思維意識、文化層次、地域觀念等不同的角度所持的不同立場，所以，對文學的理解也普遍存在著很大的偏差，這就為文人相輕的歷史新局面，拉開了現代網絡的直面戰場。比如說，某位自稱為詩人的人發一些自己認為很得意的作品，并附上個人簡介，諸如某某網絡文學編輯部封為推薦或者精品文什么的、某某雜志社或者報社等紙質媒介發放的獲獎證書、稿費、獎金等形色各異的宣傳廣告（真實性可疑）；某某發長篇大論的批評性文章指責某某作家的文字狗屁不通、某某長篇小說家指責某某名家倚靠某某權貴的“大腿”上位、某某出版商在群里濫發征文廣告進行欺騙等眾多的丑態百出，讓文學交流群，被抹上了一層看得見摸不著的刀光劍影。

 確實，現代高科技的發展，為廣大的文學愛好者提供了一個廣闊的施展平臺。對于網絡文學的正負面形象，我以一個作者和編輯的身份（審文1300篇左右、發文5大網絡、曾落戶過5個文學社團，歷任優秀編輯、總編、副社長、名譽社長等職務。），就網絡文學的結構和布局，來向大家做一個簡單的介紹。網絡文學它主要是借助現代通訊技術的發展來獲取作者的稿源和讀者的點擊率，而網站的獲利，則需要通過廣告收入和出版書籍來維持網站的正常運轉。這種彼此間的相互依賴，就把網站的各級行政機構，根據各自的需要，把它進行細化。這就出現了站長、社長、總編、主編、編輯、簽約作者、非簽約作者、讀者等一系列代名詞的出現。而在這種不同分工的背后，他們更多的是考慮到矛盾和利益的沖突，因此，他們之間的關系，既陌生又熟識；既團結又分裂，有時他們為了一篇精品文和絕品文的評選工作，唾沫橫飛、紛爭不斷。網絡文學它的另一個特點在于它的隨意性和廣泛性，它的審核程序和它的編輯團隊備受社會太多的質疑，所以，目前學術界，對于這一新生事物的出現，難以有一個可以定性的結論。不過，在面對滾滾而來的讀者和作者（尤其是一些名家的加盟）面前，網絡為學的發展前景非常看好，傳統紙媒的那種高深莫測、一家獨大的壟斷局面，我想，它會隨著時代的滾滾洪流漂移到自己準確的定位。

時代在前進，社會在發展，人的思想意識也在不斷地變化。作為一個現當代的文人，我們的社會視覺觀和思想觀，力求在精準把握時代的脈搏之外，還能夠為社會的有序發展提供行動的指南，這才是一個合格的文人。

 （附錄：文藝界核心價值觀是廣大文藝工作者的共同價值追求，內容是“愛國、為民、崇德、尚藝”。愛國，是文藝工作者的精神氣節。為民，是文藝工作者的價值取向。崇德，是文藝工作者的基本操守。尚藝，是文藝工作者的職業追求。《中國文藝工作者職業道德公約》則是廣大文藝工作者踐行文藝界核心價值觀的行為規范，主要內容是“堅持愛國為民、弘揚先進文化、追求德藝雙馨、倡導寬容和諧、模范遵紀守法”。其中在“倡導寬容和諧”的內容中，公約強調，要積極營造團結和諧的氛圍。反對門戶之見，文人相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