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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親走完了她人生最艱難的一程，舍下她的兒女，離開了我們。

       那是去年的臘月十九，清晨，我照例給弟弟打電話，詢問母親的病情。弟弟告訴我，母親近幾天已經很少進食，可昨天晚上卻意外地吃了許多東西。放下電話，就給我的大姐和妹妹分別打電話，讓她們盡快到家中看看母親，然后將情況及時告訴我。過了大約一個多小時，二妹來電話告訴，母親意識清醒，就是十分掛欠在外地工作的幾個孩子。大姐安慰我，不要著急上火，她們會照顧好母親的。聽到這些話語，我焦急不安，在屋子里來回踱步，表現出心中的憂慮。我知道母親已經臥床不起一個多月了，我們已經做好了回家探望的準備，只是自己剛做了一個手術，身體正在恢復當中，加上年跟下，單位的事情繁多遲遲不能成行。我將母親病重的消息向領導做了簡要匯報，領導特許準假讓我盡快回家。此時，我的電話鈴聲再度響起，來電提示是弟弟打來的，接聽電話，那頭哭聲一片，只有弟弟哽咽著告訴我，母親走了。雖然，我有一些心理準備，但聽到這句話，我的淚水仍奪眶而下。極度的悲傷一下擁至自己的情感世界里，不能自己。妻子看到我淚流滿面回到屋子里，一邊收拾行李，一邊安慰我，不要過度悲痛。我吩咐辦公室的同志為我安排最快捷的行程。我踏上了晝夜兼程的奔喪之路，幾經周轉回到家中已是深夜十一點多鐘。一腳邁進堂屋，母親的遺體安放在堂屋的左側，我跪在母親的遺體旁，任我無數次的呼喊，母親仍雙目緊閉，面容蒼白，骨瘦如柴。母親的晚年患上了老年性智障，與人交流十分困難，尤其是近年，病情加重，出現了語言障礙，只能聽懂別人說話，不能用語言表達自己的思維。兒女們只能從老人的手語和眼神中了解她的喜怒哀樂，但無論什么時候，也沒有見到母親發泄自己的不滿，流露出病疼帶給她的痛楚和凄苦，始終保持著母親博大的仁愛和寬容。可眼前的母親與心中慈祥可愛形象成強烈的反差，可見母親經歷過何等的病疼折磨，以她堅韌的毅力和病魔作斗爭。母親的臉上是如此的安詳，雖然母親帶著對兒女的掛牽離開了人世，但要遠比她繼續經歷病疼的折磨要好受一些。大家勸慰著我，讓我節哀順變。這樣也許是對亡靈和生者最好的慰藉。

       母親一生養育我們兄妹六人。經歷了子女成群，口惠而力不至的年月，每至青黃不接的時候，家中鬧起了糧荒，用吃了上頓沒下頓來形容，一點不為過。一家老少十口人，上有年老的爺爺奶奶，下有六個梯級待長的兒女，父母成了家中唯有的兩個強勞動力。但要靠兩個勞動力養活十個人，再優越的社會制度，也是望塵莫及的。因此，吃救濟糧，靠別人接濟，是常有的事。從那時起，父母親就結交了許許多多的朋友。有區、公社的干部，也有鄉里鄉鄰的叔叔、伯伯。每到家中揭不開鍋的時候，總有那么些好心人如期而至解急就濟，所以，在我們幼小的心靈里沒有打下吃不飽飯的印跡。

       母親在農村是一位既有經營思想又特別能干的人。小時候記得，母親常常去趕“轉轉場”，就是從偏遠的鄉場上，便宜買進些茶葉之類的農產品，然后，拿到縣城里去賣。往返徒步百余里。有時碰上抓“投機倒把”的人，必須繞道而行，又要走上幾十里的冤枉路。趕完場回來，母親要走上一整天的路，常常累得筋疲力盡，第二天繼續參加生產隊的勞動。小時候不懂事，只要見到母親進城，總要讓母親買些像橡皮筋、釣魚鉤、釣魚線之類的小東西。從母親一出門就在家盼著母親回來，結果等到母親回到家總是令人失望。母親總是編出各種沒有買到的理由搪塞我。后來才知道，母親把有限的錢全都用在為全家人購買了糧食。因此，稍年長一些，我不再向母親索要任何東西。而是通過自己的打柴割草掙些零花錢為自己買些學習用具，但我從來不埋怨母親。

       一九八零年冬天，部隊到家鄉征兵，我征得父母同意后前去報名參軍。公社武裝部的干部以我身體不合格為由，拒絕我參加目測和體檢。回到家已是深夜，母親得知情況后連夜趕到公社武裝部，要找他們問明情況，為什么不讓我參軍。其實，我并沒有參加任何體檢，以我身不合格為由主要是考慮我的家境比較困難，如果我當了兵，家庭會更困難。得知這些，母親向公社領導保證，只要我身體合格，家里全力支持我當兵，絕不會給領導們增加任何麻煩。家庭有什么困難，自己想辦法解決。有了父母的保證，公社和區領導同意了我的當兵請求。在第二天的全面體檢中，我順利通過了各項嚴格體檢，被確定為征收對象。得知這個消息我欣喜萬分。部隊征兵首長讓我陪同進行家訪，一來二去，我儼然像一名解放軍戰士。在部隊的幾年里，家里出現了許許多多意想不到的困難，但父母從未向我提起過。信中說得最多的一句話，就是讓我安心部隊工作，不要擔心家里。屈指算來，離家已經三十多個年頭，無論遇到什么因難，家里卻只字未提。想起這些，我覺得十分愧對家人，尤其是母親。

       母親一生操勞，兒女們成人后都各自成家立業。繼我當兵離家后，大姐和二妹先后出嫁。家中只有兩個年少的弟弟和一個妹妹。一九九零年我回老家探親，母親要求我一定要把弟妹們帶出大山，給他們找一個出路，不能就待在鄉下一輩子。我應下了。可我知道，弟妹們這一走家庭的重擔就落在了母親身上。二弟在山東結婚，母親第一次走出大山，出了此生中唯一的一次遠門。她和父親先到東北我的家，小住了些日子，他們不習慣城里的生活，總是盤算著回家的時日。其實，我知道，他們是擔心弟弟的婚事操辦的如何。期間，我盡量抽出時間陪父母親在城里走走看看。但看得出他們并不在意城市優越的環境，沒有多少心情去體驗城市生活的與鄉下的不同，生怕影響到我們的工作和生活。父母親的這次遠行不足兩月就回到了老家，留下了許多的遺憾。諸如未能到北京天安門前留個影，沒有到大草原上去看一看，沒有見到大海。這些都成了父母終生的憾事。

       二零一零年，當我回到老家見到母親所住的木屋四壁通風，十分破舊時，心里十分難受。我將為母親重新蓋一棟住房的想法靠訴了母親。母親剛開始喜出望外，但過了一兩天，她對我說，你們的孩子大了，正在上學讀書，需要用錢的地方多，媽媽老了，能有個地方住就行了，沒有必要花這么多錢為媽媽蓋房。我沒有聽母親的勸阻，執意為家中蓋起了新房。當新房落成人們前來慶賀時，都夸我是個孝順的孩子，聽到這些，我的心中就像打破了五味瓶。我們兄妹長大后各自離家，遠走他鄉，母親為這個家庭承載了太多的艱辛，為我們兄妹付出畢生的精力，又豈能是點滴之恩啊！

       母親彌留之際只有大姐、二妹和小弟為其送終。母親沒有留下任何遺言。只是二妹詢問母親是否牽掛在外工作的我們時，母親微微地點點頭。在為母親入殮時，看到母親張開的嘴巴遲遲合不攏，知道老人是在掛念在外的幾個孩子。我在母親的耳旁，數道著兒女們也如數趕回了家。尤其是小妹告訴母親她的長媳長孫也從東北趕來時，母親的嘴卻慢慢緊閉，面容安詳。

       母親的與世長辭與父親的離世整整相隔十周年，我們深知母親這些年的孤寂。她與父親共同度過了人生最艱難的歲月，正當他們的兒女能夠肩負起家庭的責任時，父親卻過早地走了。不但撇下了他的兒女，更讓母親一人孤獨地度過晚年。因此，老人雖然晚年衣食無憂，但她的內心世界是極其紛繁的，與她患上老年性智障不無關系。時常想起這些，兒女們愛莫能助，讓人潸然淚下。

       我端著母親的遺像走在靈柩最前面。此時，我的眼淚就像斷了線的珠子撒落一路。雙腿注了鉛一樣沉重，腳下的每一步就是送母親離開我們陰陽兩隔的最后一程。按照家鄉的習俗，在下葬前要與母親作最后的訣別。只見母親靜靜躺在棺材中，面容含笑。我用手輕輕撫過母親的面，為母親整理了一下衣冠。當棺蓋合上的那一瞬，兒女們的心如刀絞。

       此生中經歷與父母親的生離死別，真正意義上感受到切膚之痛。也許兒女的出生是父母的希望和欣喜。然而，父母生命的終結才是兒女一生的悲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