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現代人的觀點看統一型的國家，其政權只能依靠堅實的文化基礎，滿足民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凝結成文化共同體政權，那就是國家根基，也被現代人稱之為國本。古代國本為皇位繼承人，現代國本就是文化，離開了文化的傳承，何來的國本。
依靠暴力獲得國家政權，用掠奪和征服弱小來獲取財富以維持政權運轉，直到發展出強勢的外向型侵略文化，是一些依靠侵略戰爭擴大疆域國家維持政權運轉的手段。侵略與占領也需要消耗資源，依靠殺戮征服外民族的這種惡性循環，也必然會讓侵略者們內部遇到生存瓶頸；于是就只能繼續通過侵略，來將國內矛盾打包外移；否則政權就無法生存下去，那也就是侵略者們熱衷于依靠武力征服外民族的根本原因。比如近現代日本人在二戰中瘋狂的侵略、屠殺被占領民族的暴行，就是日本人當年內部資源枯竭，失業率奇高，政治人物為了轉嫁矛盾，采用集體犯罪的手段，向民眾灌輸侵略文化，視暴行為娛樂，比殺人論英雄，讓亞洲國家深受其害。
文化興邦并不是一句空洞的口號，中國古人提倡的中庸之道，其實也是一種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文化；對于國家治理與文化傳承并保證政治清明，防止政治極端和偏激，防止權力的濫用和腐敗的發生，促進政治的廉明和高效等方面，起著極其重要的政治穩定作用。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中華文化的發展一直就秉持著中庸之道，并不同于早期歐洲海權國家向外擴張型的體制。始于中華第一個皇朝帝國秦朝開始的西北防御匈奴的戰爭，以及漢朝的和親政策，是中國政權一直所秉持的和為上的基本國策；以天下蒼生為念，盡量避免殺戮以及顧及民生的懷柔與包容政策，就蘊含著荀子所說的不能強求的“天行有常”，應遵循自然規律，“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兇”的天道，包括民族政策的包容；這些政策的延續，對于漢民族人口的擴大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和平時期的國家政策，提倡勵精圖治，讓民眾可以休養生息，社會就能呈現出一派經濟繁榮景象；老百姓的安居樂業，就是人口增長的動力；人口又是經濟繁榮的推力；現代中國人應該感謝古代皇室貴族忍辱負重的犧牲精神，比較強大的漢朝能委曲求全地保證國泰民安，理應該受到后世人的尊重。
歷史就在那里，包括后世人用自己的觀點所詮釋的古代中國文化，是否足以影響中國歷代政權依照傳統文化發展的脈絡，去理解和認識我們這個古老民族的生存發展史，以及在歷史的云譎波詭中所秉持的安定性與穩定性的國本文化，就是華夏民族五千年或者更多年代，依靠文化傳承來延續政權的根本。有一個現象必須承認，人類之所以能發展到有文字的世界，前提是文字能記載生活，或者說生活需要文字記載，那就是初始的文化；然后人們依文化立政權，后面的人們再依據記載來了解歷史的風云變幻，直到被傳統文化所同化。文化就像人間用土窯燒磚，模式是關鍵；同樣的模子，必然能制作出相類似的城墻磚。一樣的城墻磚，勢必建成相類似的城墻，那也是文化的延續。文化讓人政權有法可依，有跡可循；袁世凱坐了83天皇帝，概因其逆文化潮流而動的不合規，且又與傳統文化相悖，連閻王爺都覺得這個人該收了。
我們有文化記載的歷史，其可視面就是依據文化來衡量你這個政權是否合法。其蘊藏在歷史深處的文化面，乍一看就像一碧清水風平浪靜，其實靜水流深。這些究竟會給現代人帶來什么感觸，或者說會給現代人帶來什么樣子的文化認知，可能沒人往其深層次里去思考；對于普通人來說文化究竟是什么都不一定清楚，文化其實就蘊藏在我們的生活中；而生活就像連續劇，你不往后看，恒久都不知道結局。普通人對于文化的無感，就是隨遇而安的市民文化。假設人們都理解當代文化已經偏離了傳統文化生存的軌跡，那么一部中國歷史與朝代的更迭，就只會成為茶館酒肆里拍驚堂木的說評書者們嘴巴上的噱頭。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自夏商周以后，取得天下大一統政權的秦始皇所推行的統一文字與貨幣，包括法律法規等政策，奠定了中國后續兩千多年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擴大其管轄的疆域，其行政區劃范圍，東至東南沿海的半島與島嶼，包括東北亞的朝鮮半島部分地區；西過臨洮羌中與西域接壤，南至今廣西以南，北據陰山至遼東，直至現在的內蒙古自治區及遼寧東部地區，那就是文化帶來的偉業。漢朝武帝時期，為了西北邊境的長治久安，劉徹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深入漠北，發動了針對匈奴人的絞殺戰，逼迫匈奴人遠遁他鄉。包括新中國成立后的抗美援朝與印度人的邊境沖突，以及對越自衛反擊戰，也全都屬于戍邊戰爭；人們可以翻開歷史的幃幔，去看看中華民族的歷史深處，華夏民族除了戍邊，從未發動過向境外輸出軍力的任何戰爭。
遠古民族建立國家，必然是先有了本土的文化傳承，才能在歷史演化中形成符合于本民族的國家政權，那就是傳統文化所帶來的底氣。雖然國家的構成必須擁有國土和人民(民族)，但是在一大塊區域里能建立統一的國家，最關鍵因素，還是一種大范圍的文化認同。
歷史上所有曾建立過國家的民族，其國體能如綿延不斷的山脈一直雄偉壯闊的原因，依然還是自身文化所具有的凝聚力與傳承，否則國體就會因朝代更迭失去繼承權。文化是國本，是立國的基礎。掌握政權者如果抓好了文化教育，就被形容為擁有夯實國本基礎的打樁機，傳承就不會出問題；哪怕是因戰爭帶來的動蕩，也不會讓人迷失方向。
文化為立國之本，一個區域內持有相同觀念與習俗的人群，依血緣關系和姓氏而成為人口聚集地，那就是俗語調侃中的祖宗十八代。十八究竟代表什么，并不是代表一個人到了十八就趨于成熟。在華夏民族歷史上，歷來就重視文化傳承與血緣關系的延續；這些源于古人按照輩分排列的十八代，從小到大分別為：耳、云、仍、晜、來、玄、曾、孫、子、父、祖、曾、高、天、烈、太、遠、鼻十八個人倫等級。即自己上九代依次為：父親，祖父，曾祖，高祖，天祖，烈祖，太祖，遠祖，鼻祖。下九代依次為：兒子，孫子，曾孫，玄孫，來孫，晜孫[kūn]，仍孫，云孫以及耳孫。這些倫常，也是中華文化傳承中的組成部分，有了這些以血緣關系為主導的族群紐帶，人群依此聚集成氏族，或族群依靠財富的多寡來決定人口的自然擴大，其富有的族群就可以自己養活千百萬之眾。如果不弄清楚這些倫常，就不知道究竟何為“五服”（注①）。首先五服是封建社會里的一種地理劃分，以五百里為一區劃，由近及遠分為甸服、侯服、綏服、要服和荒服，合稱五服。這種劃分主要是為了能確定地方政權和各級官員的地位和職責。五服同時也指不同等級的官僚服飾制度，戴不同的服飾，代表不同的地位；比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等等人著五種不同服色的服裝，叫作有禮儀有度。后來，人們將五服用到了喪葬禮儀方面，規定不同的親屬在喪葬期間需要穿戴不同的喪服，以示對逝者的哀悼和尊敬。喪葬服飾里的“五服”（注①-注⑤），即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來區別尊卑。后來，民間又將其用在了同姓輩分上來劃分親疏遠近，就有一點牽強，也違背了設置禮儀倫常的初衷。
其實人口與財富，也是文化的一部分，歷史上貧窮地域因為地理環境所限制阻礙了人口的發展，政治人物自然也失去了作為財富依托，必然無法建立起規模族群，國家就很不容易誕生。當然也有例外，如果某些文化多元區域內出現了強有力的統治者，試圖依據地緣政治因素成立統一的國家，那就只能選擇聯盟或聯邦制。
如前所述，獨立自主的國家必須要有統一的文化，這里所說的文化并不單純指文字，也指民眾文化與政治文化；比如早已淹沒在歷史深處的古代聯盟式的古中國，即戰國春秋的諸侯國聯盟；革命的前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還有前社會主義的南斯拉夫聯盟等國家集合體；其加盟者全都是以“民族國家”形式來認同聯邦制，這些聯邦或者聯盟，只有一個看起來完整外殼，卻缺乏文化內核與認同感，還缺少了凝聚在一起的族群意識。一個國家的凝聚力，就始于民眾都擁有相同的文化認知，缺少了這些認知，最終的結果就是聯盟的解體。能不能聚集在一起，決定因素就在于文化認同。一個區域假設不能成為國家性質的聯盟，那就只能選擇以地緣政治為服務對象的區域性聯盟，比如歐盟與阿盟，以及后來成立的東盟和非盟等等區域組織模式。文化差異是建立國家的攔路虎，無論政治強人們怎么樣的努力，最終只能成為一種組織架構，也不會，也無法建成國家政權的體制。
歷經數千年風雨洗禮的中華文化，其傳播與影響的區域，并不止于中華版圖與疆域。歷史上受到中華文化影響的區域國家，從東亞島國日本到朝鮮半島以及東南亞，包括越南、老撾、柬埔寨、泰國、緬甸、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度尼西亞、文萊、菲律賓和東帝汶等十多個國家民族。有研究中華文化的西方學者如英國人馬丁·雅克（Martin Jacques）就認為，中國首先是一個文明，而非單純的國家概念。同時還強調中國的統一和政府的權威，在中國社會中占有很重要地位；這與西方國家的概念有所不同的是中國傳統的政治文明和治理方式的獨特性，多元而不專橫，除了文化的影響力，并不謀求霸權。
文化認同與族群意識，讓中華文化成為這個星球上唯一未曾中斷過的文明文化；其關鍵原因還在于秦朝統一天下以后實行的郡縣制，并首創由中央控制地方的集權制度，并從文化方面推行統一，比如推行車同軌，書同文，統一度量衡等民生措施，以及從倫理道德上實行“行同倫”等規范社會行為的政策，滌蕩了形成于春秋戰國時期的所謂諸子百家，掃清了阻礙統一的文化亂源，根除了引起百家爭鳴的文化亂象。對于想統一中華文化的秦朝，文化統一是其政權是否能穩定的關鍵指標；就如后世董仲舒提出來獨尊儒術，罷黜百家那樣，其目的依然還是謀求社會的文化統一，少了一些文人在那里指手畫腳，才會帶來社會的人心安定。
文字是文化的載體，因此文化一指運用文字的能力及一般知識或者水平。其二指一定范圍內人所創造的社會財富和精神財富如文學、藝術、教育、科學。其三指同一歷史時期的遺跡，考古遺物的綜合體，比如今天人們挖掘出來的仰韶文化與三星堆文化等等。同時文治教化也帶有強制性，漢劉向《說苑·指武》：“凡武之興，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誅。”其意思是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征服天下者，莫不如是。
從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221年這一歷史階段，也是中華文明史上一段大分裂時期；同時也是歷史上戰爭爆發次數相當密集的一個時代。隨著社會生產力的逐步提高，王公貴族手中有了財富就開始醉生夢死的奢靡，諸侯國之間長期的拉鋸戰爭，所造成的社會動蕩導致了半奴隸制的舊生產關系解體；隨著秦孝公時期的商鞅變法，率先在秦國確立了封建經濟的統治地位。其農業的特點便是封建個體性質的小農經濟自給自足模式保證了社會穩定；有了統一的國家政權，可以保證小農經濟的生產和再生產不受到侵蝕，為秦國滅掉韓、趙、魏、楚、燕、齊六國奠定了物質與政治基礎；從而建立起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以漢族為主體的、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秦朝。
秦朝建立以前的中國，被史學家們稱之為先秦的1800多年中的夏、商、西周和東周，就是史書上所記載的春秋戰國時期；那時期的中國實際上就一直處于類似于聯盟的半分裂狀態；是秦的一統天下，確立了帶有中國標記的集權政府，華夏民族終于以一個龐大帝國傳世數千年。
在還沒有國家意識的歷史深處，奴隸社會后期的春秋戰國時代，社會道德觀念極其薄弱和政治生態極端荒謬；那些荒唐的諸侯貴族們可以因一個女人而發動戰爭，比如楚文王攻蔡國，與楚文王攻殷商古息國的戰爭，全因一個桃花夫人的美貌；還有后來成為多位貴族的妻子的夏姬，曾卷進多起充滿了政治斗爭的情色陰謀中。這些事件催生出來的社會動蕩，所帶來的惡劣政治生態下的民不聊生，也為秦始皇統一中國找到了輿論基礎。誕生出來一個以中原文明為主體的中華文明“CCNGC”，在經歷了漫長的歲月風霜以后所傳世的大一統的“中國”，或許應被視為歷史選擇的必然結果。
“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延續華夏文明的人文始祖，起源于三皇五帝中的三皇，伏羲、燧人、神農氏；五帝則始于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代表著不同時期的華夏文明的始祖，所形成的原始部落為中華民族最古老的國家雛形；類似于城邦制的城郭，就是現代人看到的城市原型。這些古老的政權大多數都建于黃河流域的中原腹地；比如河南的洛陽古城，創造中國古代歷史的帝嚳、唐堯、虞舜、夏禹都曾立足于此。其歷史的沿革，并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總是會有杰出者站出來改寫歷史。約前22世紀末至約前21世紀初的時代，禹傳位于其子“啟”，從此就改最原始部落的禪讓制，成為帝王之下有將相的家天下制度，就有了公元前17世紀初建立起的中國第一個世襲制的國家政權。大約延續471年的夏朝的出現，標志著母系氏族公社的終結，以新的父權式家長制家庭為基礎的社會逐步發展起來。一個擁有悠久歷史與燦爛文化的中國，帶著豐富多彩的文化元素屹立于世界東方。
縱觀整個人類歷史，所有的國家一定是文化引導在先，然后才有國家政權。其所追求的目標主要為滿足人的精神世界需求，滿足個人與社會所需的終極關懷，大眾為求善而相互抱團取暖，才逐步發展成有政權的人類歷史社會；是以就有了傳統的國家政治體制的出現，并伴隨著文化傳統的存在而立國，這就是文化要早于建立國家很多年的原因。今天人們所能享受到的中華文化中的人文文化，作為人類文化的傳統基因的組成部分，并以一種樸素的習慣和意識傳世，進而創造出世界上持續時間最長，唯一未曾中斷的文明。先民們因為文明文化而成族，后聚族成邦，再公推賢能為首的制度傳承，古已有之；無論是西方還是東方，也無論是中國還是外國，莫不如是。
文化是一個非常寬泛的概念，它可以指人類在社會實踐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擁有與利用；也可以指社會的意識形態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和組織機構；所涵蓋的面與知識過程，涉及人類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其中既包含有當代人所理解的世界觀的改造，以及人生觀與價值觀的廣泛認同；同時還包括某一時期的意識形態上的觀念與觀點概念都重構。文化不斷地由人創新，也為人所特有，是這個星球上一切智慧群體所共有都社會現象；其核心部分為群族內在精神之既有，還可以在傳承中不斷地發展創造，永葆歲月青春。
初始的中國，其實還是一個很寬泛的概念，其國土面積也只是一種概念數據，比如現在世界上國土面積最大的俄羅斯，是由194個民族構成的國家；但其前身為莫斯科公國，在蒙古人的鐵蹄橫掃歐亞大陸時還是一個“基輔羅斯”小國，其國體就建立在現在的烏克蘭。因此古代一個國家所控制的疆域并不固定，東西南北會因時因勢有所改變。那些文人墨客筆下馳騁疆場的描述，就是一種潛意識里的領土延伸過程，意味著戰士的馬匹跑到了哪里，哪里就是（國土）疆域。
時光掠過秦以后大一統的朝代，從漢隋唐宋元明，再跳落在由女真人滿族所建立于公元1616年和公元1911年的清朝，是中國大地上最后一個由少數民族控制的皇權政府；這個生存于東亞的一個滿人部落民族，在經歷過了劇烈歷史動蕩以后，從當初的肅慎族演變成挹婁族，再從勿吉族過渡到靺鞨族，直到最后被稱為女真人。這個由崇尚武力強大起來的女真族，征服中原以后大舉南遷的一兩百年中，也逐漸地被基因強大的漢文化所同化，甚至于連朝廷的官僚制度也服從于漢文化；寫毛筆字，用漢語言交流，除了強迫漢人蓄辮子來顯示出主人意識外，滿族人自己倒是規規矩矩地學習中原人的生活習性與世俗禮儀，走的是一條模仿中華文化的管理之路。
遠了的不說，就看看從1901年至1905年的洋務運動，原本就應該如小日本的明治維新那樣可以推動中華民族的崛起；只可惜封建主義社會的皇權的桎梏，讓“洋務運動”胎死腹中，直到公元1911年至1912年辛亥革命，結束了政治腐朽的封建清朝；皇權也成了滿族人被動接受漢文化的象征。隨著資本主義在西方的盛行，象征中央集權的皇權就必然被資本主義所淘汰。
民國以后，當初的中國人想當然地認為既然擺脫了半封建半殖地都畸形政治，中國人就可以抬起頭來當家做主，從此就能過上新的生活。不承想孫中山謝世后的國民黨，被一群政治投機鉆營者所把持，讓國民黨成為一堆扶不上墻的稀泥。其政治體制與晚清相比較，除了更多的獨裁統治，其他領域依然延續著封建主義社會里，官僚買辦之腐敗；那些勾結帝國主義當權者們不擇手段地壟斷國家的經濟與金融，獲取自己所能掌握的所有權利，為所欲為地架空國家經濟，造成私人能控制國有的腐敗政體。由于國民黨中央政府掌權者德不配位，造成了無人臨朝稱臣的惡劣政治生態；官商勾結，軍閥混戰，民貧家窮，盜匪叢生。所帶來的社會動蕩，讓帝國主義看到了中國的軟弱可欺；落后就會挨打，發動侵華戰爭的日本人就是看出來舊中國，雖然資產階級革命了，卻依然還是一個可任意拿捏的軟柿子。
傳統文化是國本的基礎，需要靠人口來支撐其發展，國本自然更需要靠人來支撐。一個民族如果因為戰爭所迫丟了傳統，或者失去了繼承傳統的權利，那就等同于亡國。但看二戰中侵略中國的日本人，其掠奪財富只是其手段，妄圖通過毀滅性的殺戮來動搖中華民族的國本就是其最終目標。日本人最陰險毒辣的手段，就是對于還沒殺完的中國人用威逼利誘的手段滅其意志，打斷這些人的精神脊梁骨，使其變成沒有骨氣的幫兇。從抗日戰爭中多如牛毛的偽軍就可以看出來，當初的中國人心中除了缺乏民族認同感，最關鍵的還是缺乏文化認同。在一群全無家國之概念的民族敗類面前，認賊作父的結果就是有奶便是娘，管他是誰的政權，找一碗飯吃就行。
面對日本人的侵略，當初醉生夢死的國民黨政府，打著偏安長城以內的小算盤，放棄了東三省，以為日本人沒那么大胃口吞并中國；蔣某人還指望當初的聯合國前身“國聯”調停“中日矛盾”，把侵略戰爭看成兩個國家間的矛盾。同時還祭出一把“攘外必先安內”的屠刀，對外奴顏婢膝，對內殘殺同胞；所幸滾滾向前的歷史車輪，碾碎了那股逆流。因此人們認為歷史也還有她公正的一面，中國人民在一股新生力量的推動下，用血肉筑起抵御外侮的長城，經過多年的團結奮戰，憑借著頑強的生命力，徹底地粉碎了侵略者亡我華夏之圖謀，最終迎來了民族的偉大復興。隨著新中國的成立，今天人們所理解的文化里的中國，是一個經歷了任人欺侮百年以后，通過幾十年的奮斗重新找回自信的新中國。
前事不忘，乃后事之師。這個星球上毀滅另外一個民族文明的史實，莫過于英屬美國人登上美洲大陸后，恩將仇報，利用印第安人對他們的寬容，在站穩腳跟以后用極其殘忍的手段，幾乎殺光了土著印第安人，建立起一個后來稱霸世界的“美利堅合眾國”。其過程就是印第安人先被滅族，再抹去文化痕跡，讓原本善良的印第安人，連同文化一起淹沒在歷史深處，成為近現代最讓人痛心的文化滅絕慘劇。文化是立國之本，其標的物就是文字與政治體制；一個民族的文化，就依靠文字語言這些載體來傳播。如果連人都沒了，那么國本何在。國本的現代含義，既指代表國家根本利益和價值觀念的政治制度和法律規范，也指倫理道德與民眾習俗，以及能維持國家運轉的文化傳承，同時，也可以指某些具體的國家機構或政府的方針政策。
中華民族之國本，就如寫文章者手中的稿紙，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幾易其稿，最終形成了文化正統里的國家概念，是最早出現在西周鼎器的銘文上的象形文字“中國”。鼎之功能原本就只是古代貴族煮食物的器具，與之相區別的是普通人煮食物用陶罐，既顯示出擁有鼎者的高貴與地位，也是一種權力象征。成書于兩漢之間的“周禮”，其設計的封建爵位制，是根據擁有鼎之數量來區分地位級別，一共分為五級：擁有一個鼎者為士，是貴族的最下層；三個鼎為大夫，五個鼎為公卿，七個鼎稱諸侯，九個鼎象征著王位和帝業。
也許人們并不了解古代人何以會選擇一、三、五、七、九這些奇數，為官僚執鼎數量；其真正的原因是，數字中是一、三、五、七、九這些單數不能被二整除。如果一個數字除以二，就代表著對分，其寓意為所取得的爵位并不能分享而成為唯一僅有。因此就有了“定鼎”這個詞，意思為建國定都。古代政權只要問鼎中原，就算其政權為正統，其文化含義自然就延伸至國之中央，或國家中央政府所在地，那也就是“中國”的國家雛形。鼎的形狀一般為圓形，三足兩耳，也有方形四足鼎。其文化的象征性，被后世引申出來諸如一言九鼎，或大名鼎鼎等等詞匯，就是鼎的生成語境。爵位制度只用奇數而不用偶數，為天下一統，權力不能與誰對分。
古人在青銅禮器上加鑄銘文，屬于古老的記載方式；源于古代對天命的崇拜和敬畏；唐代李回《享太廟樂章》里所說的“受天明命”，意思是君主的地位和權力為上天賦予，統治者是在履行上天賦予的使命。鑄鼎銘文的緣由，或為紀念其時能被祭祀的人物而造，也是隨著物質有了剩余價值以后出現一種文化象征，同時也宣告了奴隸制從此退出歷史舞臺。
奴隸制的崩潰，并不是人為因素；隨著農耕技術的進步，食物可以基本滿足人口的需求后，社會有了財富的積累，奴隸主對待奴隸的野蠻有所松動，從豢養奴隸從事生產工作證明主人擁有財富和實力，過渡到豢養不從事任何生產工作的仆人，來證明主人擁有更多的財富和更強的實力的擺爛，讓覺醒了的奴隸由稀里糊涂地聽憑主人差遣到掙脫枷鎖，成為自己主宰自己命運的自由人也經歷了漫長歲月。在此原則下，文明的種子開始萌芽。后世的司馬遷在《史記·陳涉世家》里設問，“帝王將相寧有種乎”。攀比炫耀誰都衣著亮麗得體，比誰脖子上的石頭項圈精美；比誰的女人多又能生孩子；畢竟自己生一個孩子，不同于養一個奴隸，其血緣關系可以繼承財富與權利。
有一種說法認為后世傳家的人口里，一多半為奴隸主的后代。究其原因，還是那些被折磨得骨瘦如柴的奴隸人群，幾乎沒人能活到最后，或者早被奴隸制摧殘得所剩無幾，哪里還有后代留下來。雖然這種話說得有些絕對，但俗語中管他張八李九，管他姓甚名誰的調侃，倒真的能印證傳世最多的氏族全都屬于權貴門庭。現代人如果回氏族祭祖，就會發現其祖先不是出生于帝王將相，就是來自名門望族，好像沒看到哪一個姓氏的祖先曾經是奴隸或者庶民。中國境內古老的部落就那么多，殘酷的奴隸社會戰爭，能將勝者升為貴族，敗者失去了地位而降級為普通百姓。真的是“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平常百姓家。”
“文王在上，于昭于天。”文王本姓姬，名昌，是周王朝的締造者。因此后世很多姓氏都源自姬姓；還因為奴隸制下的奴隸，留于世者少之極少。說不定某天你看到一篇文章，其內容就是用現代言語演繹歷史深處當權者的不作為；但作者有可能不清楚，那些人有可能就是你家族的祖輩。總之，古代黎民百姓的后人，要么死于奔赴的戰場，要么死于血腥殺戮，留下來有可能全都是貴族繁衍的后裔。“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在那些妻妾成群的歷史深處，普通只能三妻四妾的底層貴族家庭傳下來的后代居多；后世的人們早就分不清自己究竟來自哪里，自己究竟是哪一位貴族的后世。早期人類的平均壽命也就只有三四十歲左右；三四十歲的年齡，現代社會里有些人可能還在啃老。開疆擴土是古代有志者們樸素的家國情懷，一個統一的國家就是一個太平盛世，繁華與安定常常會被周邊覬覦者騷擾，從秦始皇年代就開始，侵掠中國西北部的游牧部落匈奴就屢屢侵犯邊境，帶之而來的就是殘酷的戰爭；在那種冷兵器時代，“青山處處埋忠骨，何須馬革裹尸還”就是守衛家園的常態；平民百姓很難一代代人的傳宗接代，根據歷史記載，戰爭年代人口很難正常增長。
如前所述，秦王朝統一天下是文化中國得以延續數千年而不曾中斷的關鍵轉折點；中央集權設郡縣制，官員由中央政府直接委派，有效保證了國家局勢的基本穩定；用強有力的手段修復戰爭創傷，促進了經濟交流和文化傳播；使各地商人可以更加便捷地進行商品交流和文化交流，帶動了經濟繁榮，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第一次讓民眾有了大國小家的身份認同。
雖然秦始皇實行的中央集權制度也并不十全十美；但統一使用漢字將其作為唯一的文化載體，是漢文化能延續至今的最關鍵因素。雖然到了漢朝才讓方塊字發展成漢字，但秦始皇打下的基礎功不可沒。古老的中國字，通過那些特殊環境的熏陶，歷經數千年風雨滌蕩，逐漸地演變成為繁體的古代漢語言文字；其書寫過程也由最初大量的篆刻竹簡，逐漸地過渡到揮毫尺牘以記事，讓始于西周的學府，發展成為地方辦學校的庠序之教。“謹遵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注重鄉校教育，強調孝敬長輩等道德規范，把孝悌的道理反復講給百姓聽，開創封建社會文明之先河。
時光回眸，先秦時期的尺牘雖然已用毛筆書寫；但一部名人專著的竹簡，差不多能裝滿五輛大車。如果學子游學，其身后都要跟著五輛裝滿竹簡的大車，因此，稱贊文人學富五車的典故就由此而來。后來官方上層開始使用錦帛，才有了一卷卷寫滿了古文圖的錦帛傳世；文化傳播才開始擺脫以竹片和木片的笨重歷史。
西漢初年，即公元前2世紀時，紙張已開始在中國小規模使用；直到東漢蔡倫改進了造紙術，從此社會普及了紙張書寫，古老的中華文化才具有了讓人沉醉的油墨書香氣。紙張為書籍典藏提供了編撰大部頭的便利，才有了留給后世浩如煙海的宏圖巨著。那一本本斑駁在歲月風霜里的典籍文?，任它時光輕漫，任它朝代更迭，始終是中華文化鶴立于世的底氣與尊榮。
如前所述，英國教授馬丁雅克撰文說中國現在取得的成就不屬于崛起，而是實現了偉大復興。首先是作為文化載體的漢字，并不同于其他單純靠字母拼寫的文字；每一個漢字所蘊含著的大氣恢宏之廣博意涵，除了能讓使用者在閱讀與理解中感受到字形的結構美，還有語音感觸的深邃，以及字形的畫面美，意象的結構組合，數值的理解概念，以及理的辨識度等五種合成觀感；其組成語句的過程，還能讓看到或使用者心中具有了事物的立體感，其讀音之美妙，能讓聽到者心中充滿了無窮無盡地想象空間。
作為一種古老的文化，漢字的每一個單獨的方塊字的構成，雖歷經甲骨文的篆刻與其他書寫的轉型，但都未曾改變其獨特的字源與語境等因素；一篇文字或者某一個單獨的字，其讀音常常會讓聽者產生一種帶色彩的場景美；寫起某一個字來，則更具有某些朦朧的形態美；比如在寫出來鮮花等字樣，或聽到諸如梨花又開放時的讀音時，人都腦際就會有了馨香馥郁之魅力。
雖然廣義的漢文化一詞，指的是社會實踐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但自古至今所具有的傳統習俗也是文化所繞不開的根基。如果狹義的文化指社會的意識形態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和組織機構；那么其涵蓋面必然包括經濟社會里的各種活動實踐，同時還囊括著人文文化都連續性和歷史都繼承性；比如倫常里的“仁、義、禮、智、信”等道德準則和行為規范；以及道家的“無為而治”與“道法自然”等思想，能帶給人們看待世界和人生的獨特視角。墨家的“兼愛”和“非攻”等主張，則體現出了對和平與博愛的追求；或者人們還能從藝術領域里的有關書法繪畫與音樂舞蹈的傳承，以及戲曲等多種文藝形式中感受到國粹所帶來的文化凝聚力。
現代文化里的中國，以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鬧革命后的紅色文化為主導，在建設和改革過程中形成一種獨特的時代文化，延續著革命戰爭年代的長征精神，依然激勵著無數人不畏艱險勇往直前；在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建設中，在攀登科學技術高峰的征途中，無數愛國科學家們放棄國外優渥的物質條件，將愛國主義的奉獻精神與“兩彈一星”精神完美結合，奏響了新時代艱苦奮斗，勇于拼搏的時代凱歌。中國當代文化，在科技發展的推動下，也呈現出一派繁榮多樣的態勢。帶著濃濃革命精神情懷的影視劇，以及文學作品等新的文化元素，正以強烈的民族認同感和歸屬感占領著主流文化市場，其豐富的文化內涵除了引領著文化產業的蓬勃發展，還將具有漢民族特色的文化產品走向世界；隨著如《人世間》《山海情》等影視作品在海外熱播，連國產游戲《神話：悟空》也有了火爆海外市場，展現了中國當代文化的影響力。
中國文化的重要意義，在于能增強民族凝聚力。古老的中國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是全體中華兒女共同的精神家園，它讓人們產生無論身在何處都能因共同的文化根源而緊密相連，如春節等傳統節日，能讓身處異國他鄉的華人共同慶祝，提供精神動力，凝聚民族情感。
文化里的中國，在歷經數千年風雨洗禮以后，正以豪邁的雄姿，帶著民族豐富的智慧和力量，以其獨特魅力吸引著世界的目光，促進了中外文化交流與合作，讓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國，也讓中國更好地融入世界，如孔子學院在全球的廣泛設立，傳播了中國文化和語言，增進了中外人民的友誼和相互理解。新中國的文化工作者們正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奮斗精神，通過不懈努力，為推動中國文化的國際交流，為中國文化的利用與發展；為中華文化遺產的保護并得以傳承和延續，作出了符合于時代的應有貢獻。
文化的傳承在于創新，將傳統文化與現代科技與藝術相結合，創造出更多符合時代需求和人民喜好的文化產品和文化活動，如數字藏經洞的上線，利用數字孿生技術復原洞窟實體與所藏文物，讓文化遺產“活”起來。
加強文化教育，必須采取社會教育等多種途徑，并通過對于學生的傳統學校教育，來普及中國文化知識的同時，積極培養人們對傳統文化的興趣和熱愛，提高文化素養，增強文化自信，讓文化里的中國的概念不僅僅是資料，而是實實在在觸手可及的人文信息。
本文為很多年前的約稿底稿，有刪節，重新整理出來放入網絡文字平臺，記錄而已！
喪葬五服：
注①，一等斬衰(音cuī)三年。斬，是不縫邊;衰，是衣服。斬衰，就是周邊不加縫緝的毛邊衣服，以粗麻布為料，制作簡陋。另外，還包括用麻作腰帶、冠纓，草麻鞋繩頭朝外，用竹竿作拐杖等。
注②，二等齊衰。齊，是縫緝的意思。齊衰，就是周邊經過縫緝的衣服，仍以粗麻布為衣料。另外，還包括用雄麻作腰帶，用布作冠纓，以桐木為杖，草鞋可以緝口。根據服喪的時間、對象不同，齊衰分為四種。
注③，三等大功。大功服是用一種粗略的大功布制作的孝服。分殤大功與成人大功兩種。
注④，四等小功。小功是指用比較細的線織成的布。小功服和大功服一樣，也分殤小功與成人小功兩種，喪期都是5個月。
注⑤，五等緦(音sī)麻三月。緦麻，是指用細紗麻布制成的喪服。緦麻服是五等喪服中最輕的一種，葬后便除服。此等喪服主要是為曾祖伯叔父母，為從祖伯叔父母，為再從伯叔父母，為族兄弟，為庶孫媳，為外孫、外甥，為姑表、姨表兄弟，為岳父母，為婿等。
官階五服：
注⑥，天子、諸侯、卿、大夫、士；
天子遠近的五服：
注⑦，以王都為中心自近及遠的地理區劃。所列五服：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甸服為王朝直接統治地區，侯服為王朝所封諸侯，賓服各國以賓禮待之，要服與荒則為“夷蠻戎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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