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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時期——動蕩不安

1960年，生產隊的公共食堂在里院，學校就在里院食堂底下的“前院子”張成訓老院子。校長名字叫王正統，戴個眼鏡，文皺皺的。幼年的我常常爬在前院崖背上，看著校園滿院的學生們活蹦亂跳，唱歌做操，書聲瑯瑯，羨慕極了！我非常渴望讀書，但是轉念一想，窮人的孩子哪敢有這種奢望......

母親早已經看出了我非常想讀書的渴望。她也一直認為，窮日子的根子是她自己和父親沒有文化的緣故，一直跟父親念叨說：“這一輩子再窮再苦也要供我們的孩子讀書，識幾個字，不能讓自己的孩子再去當睜眼瞎”。按母親的意思，1961年我就該上學了。但是，父母親是單幫子家庭，沒有老人，苦于妹妹無人照看，父親說：“再湊合一年吧！”到了1962年秋季開學的時候，我都九歲了，母親說不能再耽擱了，毅然決然地在耍臺處釘個釘子，把妹妹拿一根羊毛線繩子栓在炕旮旯里，上生產隊勞動的時候又把妹妹鎖在屋里，任其嚎哭不止，任其屎尿糊身，把我徹底解放出來，讓我去蘭溝小學念書。沒有書包，母親連夜為我趕做了一個高粱桿桿方型籠籠，也叫提兜，非常適合裝書和作業本子。終于實現了上學讀書的愿望，我欣喜若狂，興奮不已。

那時候人們的思想觀念封建落后，對孩子念書的事情不太重視，多數父母急功近利，稍大一點的娃娃指望掙幾個工分，多勞多得。村子里念書的娃娃特別少，我能走進學校大門，多虧了母親的慧智和英明決策。

蘭溝小學地址在慕家山西對面溝幫幫三只破舊窯洞里，小一點的窯洞是教師辦公兼宿舍，其余兩個是學生教室。那時候還沒有操場。我的啟蒙老師名字叫黨志有，上肖黨堡子人，時年40歲左右，高個子，人非常干煉講究，一件藍咔嘰西式褲子洗的發白，都退了顏色，膝蓋部位有個包，他怕褲子變形走樣，又翻轉倒過來穿著為學生上課。有調皮學生編順口溜：“黨志有，反穿褲子走！”他是個沒有脾氣的人，從來不打罵體罰學生，學友們都不怕他，紀律比較松懈。只見他一天兩頓飯，只有開水蒸饃，沒有大魚大肉和炒菜，非常節儉樸素。

一個老師，教兩個班級，一、四班，二、三班，四個年級，四五十個學生，也不容易。上課時間，黨老師一個教室一個班級地去講，先給一年級教拼音，再給四年級教語文詞語解釋；二年級教算數，三年級教四則應用；安排這邊教室寫作業，那邊教室講課文。顧了東邊顧不了西邊，這邊剛安靜，那邊亂了營。忙不過來的時候，他讓四年級教一年級認字，一個四年級帶四五個一年級娃娃。第一堂語文課上，老師為我們一年級學生教了四個字：“米、面、稻子”。并分配四年級學生劉萬田教我和他弟弟劉歲倉等，那個家伙是個自私鬼，他以教我認字為名時常勒索敲詐于我，上學時拿到學校的蒸饃要無條件地給他吃，但是我要求他給我輔導認字的時候，他卻怒目圓睜，揮拳相向，推趕我離開他老遠：“去！去！我連自己的作業都沒有時間完成，哪有功夫給你認字？”他一旦有了時間，只給自己的弟弟教，不給我教，連讓我站在他們跟前都不行。我非常氣憤，但是敢怒不敢言，忍氣吞聲。只有站得遠遠地聽他給其弟手拉指頭，一字一句，不厭其煩地教字。多虧了他那個弟弟劉歲倉是個笨家伙，三遍五遍地記不住，我則偷偷地翻到他為其弟弟教認的那一頁，耳音聽上、口型記上，再和書上的字對上號，只一遍就記下了，再練習它的寫法筆畫。下次老師在黑板上提問的時候，所有的一年級娃娃叫起來，一個個好像驢桷，一問三不知，沒有一個能認下去的，只有我一個人不但能認下去而且能夠寫下去，老師表揚我，同時表揚劉萬田，讓所有的四年級學生都向他學習。又問他，你怎么給你弟弟連一個字都沒有認下，給這個娃娃卻教的這樣好？劉萬田臊得頭紅脖子粗，回答不上來。我理直氣壯地揭發：“他只教劉歲倉，根本不教我！”老師又批評他。我的悟性好，只要老師領讀一遍，就記下了，老師又把全部一年級交給我，讓我領到教室外面為他們領讀。我反而成了學生中的老師了。不再受劉萬田的窩囊氣了。

現在我才明白，黨老師為什么反穿褲子呢？他那時候每月才28.50元工資，28斤口糧，布票定量，一件衣服要省著穿好幾年。那個時候是困難時期，非常時期，是不得已而已。在上肖工作期間，1997年，我打聽到了離別36年的啟蒙老師黨志有先生的家庭地址后，專程看望了他老人家一回。那個時候他已經是76歲的老人了，早已賦閑在家，患有輕度老年癡呆癥，一副老態龍鐘的樣子。滿頭銀發，腰也彎了，背也駝了。他已經完全記不清當年在蘭溝小學教書的具體情境了，記不清當年都教過那些學生，模模糊糊，完全叫不上我的名字。他只知道在開邊蘭溝小學教過學，慢慢地和他聊著往事，向他解釋我就是他當年的學生的身份和特意來家看望他的意思后，他好像才有所喜悅的表情，連連點頭說：“謝謝！謝謝你這么多年來還記著老朽！”我說：“老師，別這么說了，千里之行始于腳下，是您教我認識第一個字，寫會第一個字，啟蒙引路，叫我如何做人，恩情如同父母，您是我的恩師嘛。”師娘伺候著他，自然是他的翻譯官。黨老師有兩個兒子，大兒子在縣造紙廠工作，是個副廠長。人生如夢那，時光歲月如此無情，在那不知不覺中悄悄催人衰老。

二年級的時候新調來的老師名字叫樊登科，屯子鎮西門人。估計30多歲，高個子，鑲著兩顆金牙，三角眼，非常嚴厲的樣子。他打罵體罰搗蛋學生，下手打耳光很重，后來助教老師張訪賢也打罵學生。因為天陰下雨，我吃多了媽媽炒的黃豆，屁特別多，自己又不安分守己，腦子一閃念，來了豐富的靈感：借機會搞惡作劇！夾一個響屁專門給正在校園里用廢舊電池芯書寫生字的校友放到他們的嘴鼻最近距離而取樂！制造了一個又一個的出其不意地“炮轟美國佬”、“解放臺灣”的惡作劇。多行不義必招禍，遭“屁炮”重擊的同學們驢聲馬叫，滿院亂跑，秩序大亂。正在午休中的張訪賢出來追問何因？遭到舉報后，張訪賢擰著我的耳朵，大巴掌左右開弓：“你的屁多，叫你放個夠！”“啪！”他一個耳光，“嗵！”我一個響屁！他踢我一腳，我放一串長屁！那天我的屁特別多，控制不住，沒有辦法的事情。把學生惹得笑聲震天，前仰后合，把張訪賢惹得氣急敗壞，哭笑不得。他使勁地抽打整治教訓著我，我盡量收緊肛門肌肉不讓臭屁再次出來激怒于他。就這樣，不知道他抽了我多少個耳光，也不知道我給他放了多少個響屁。只覺得我的耳朵“轟轟”作響，“嗡嗡”直吼，眼前金星四濺，當即右耳膜穿孔，至今我的右耳殘疾，失去聽力功能作用，聽不見聲音。因為“屁事”被lvtou致害一輩子，我也記恨他一輩子！

二年級期間只有12個學生，升三年級的時候，只有我一個是升級生，軍娃是三年級的留級生，這樣三年級、四年級只有我們兩個人一直到小學畢業。他大我兩歲，小我一輩份，應該叫我小叔。但是他非常調皮搗蛋，經常出老師的洋相，打罵學生，也欺負我力氣小，常常打罵于我，他的學習成績又不咋樣，因為作業完不成老師也打他。為了報復他，我故意不讓他抄我的作業，我把自己的作業本始終藏起來，或者裝在口袋里，每當老師因為他做錯了算術題體罰打罵他的時候，也是我最愜意的時候。一次，他要砸杏胡，說他牙軟咬不動，非要刁我的硯臺來砸，我執意不允許。因為那可是父親在安口土谷堆煉鋼鐵期間從市場上為我買回來的一方洮硯，是我的心愛之物：約二寸厚，一尺見方，三個墨池子，中間一個大池子，兩邊各一個小池子。池面上有八個插筆的管孔，側面雕刻兩盤龍，兩頭雕刻竹子圖案。那時候還小，根本不懂它的文物價值。拿到學校磨墨寫大楷、小楷。由于力不從心，我刁不過他，他刁過去放在石頭上砸杏胡，只一下就成了兩半截！我悲憤交加，一定要討個說法，跑到他們家里向他的父親索賠，他父親因為沒有辦法賠償，拿到木匠處用木膠粘上還我。后來因為潮濕又掉為兩半截，父母用來當做磨收麥刃子的磨鐮石頭了。我家僅有的那么一件珍貴文物就毀在了這個家伙的手中，多么地可惜呀！如果保留到現在，肯定能夠上中央電視臺的“登寶臺”呢！

在屯子工作期間，無意中有一次，一個叫樊出新的老漢到銀行來取錢，看他有點像樊老師，就貿然問他：“知不知道有一個叫樊登科的？”他說：“那是我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名字，那時候因為我的名字帶有封建思想意識的含義，斗私批修中我改成現在的名字了。你又是怎么都知道我二十多年以前的名字的？”我說：“您是我的小學老師啊！”我們敘了師生之情并且登門到他的家里去做客拜訪。樊老師說他只有幾個女兒，沒有兒子，抱養了一個兒子，經常常淘氣，家氣不合，他們老倆口在別人家租了地方凄涼度日，第一個師娘去世，現在的老婆是后續的，還算湊合。

    四年級的時候，學校又調來了焦玉修老師替換了樊老師。焦老師是個小個子，小眼睛，留分頭。和助教張訪賢兩個常常為了吃飯的事情鬧不團結吵架。那時候老師每個月口糧定量標準才30斤面粉，誰吃多了就占了大便宜。

1965年后季，13歲的時候，我考上了萬城子完全小學，五年級二班。校長是楊正義老師，郭原人，大個子，全臉胡子，一副威嚴的模樣，為我們代歷史和政治課。教導主任是張自強老師，二十鋪“九龍廟”人，干練講究，非常自負，口頭演講和業務能力比較強，為我們講語文。班主任是李盈倉老師，大個子，有一點駝背，全臉胡須，常常刮剃的干干凈凈，兩鬢鐵青，圓眼睛，代數學。后來是張萬長老師，也是二十舖人，小個子，花眼睛，桃花面皮，細聲細氣，非常女人味。常常面帶笑容，但是管理學生非常嚴格，特長美術繪畫專業。現在能記來名字的老師還有：陳國彥，白馬寺人，是個老教師，家庭出身為地主成分，代地理，講課從來不拿教案筆記，中國和世界地理滾瓜爛熟。路富長，五里溝人，年輕老師，大個子，兩顆潔白的大虎牙，大嗓門，五一班班主任。朱玉珍女老師代三四年級算術。高鴻文，中等個子，皮膚白凈，代體育。

那一年生產隊糧食豐收，因為住校，母親為我烙油酥荏白面干糧、鍋規，同時給我一個背饃饃用的包袱面子，家里沒有多余的棉氈和被褥，父親給我一件他在土谷堆當工人時候獎勵所得的灰色棉毯拿到學校當鋪蓋用。這條棉毯媽媽一直沒有舍得鋪蓋，珍藏了5年，就是為我上學住校準備的。十年寒窗生活，只有那一年吃了飽肚子，而且全部是白面饅頭，以后就是哪高粱面系列食品也很難滿足供應。

五年級住校的時候，我和河口的任維儉同學合鋪蓋，他大我三歲，我給他聲明：“我從小到現在一直有尿床的毛病！”他說不要緊的，但是每當我真的尿床了，他又笑話我：“十幾歲了還尿炕？不害臊！”學校住涼床、喝涼水，幾乎夜夜遺尿在床。為此，大庭廣眾面前我非常苦惱自卑，萎靡不振，心理壓力特別大。上高中的時候還有遺尿的毛病。十八歲過了以后，這個毛病漸漸不治自愈。五年級第二學期我又和解放溝的李有良同學合住，家里帶來麥面我們合作做小鍋飯，學會了以后搟面條、刀削面、拉扯面的炊事烹調技術。

五年級剛開始的時候，由于第一次離開親人單獨生活，學校、老師、同學、環境統統生疏，加上學校是密閉式管理，一走進學校的桶樓校門，就感覺好像進了監獄一樣，自己非常不習慣，心急如焚，想家，思念親人，度日如年，無心學習，兩三個星期常常偷偷哭鼻子流眼淚，因此學習成績直線下降。不知什么原因，特別是對地理課程不感興趣，至今我的方位感覺特別差，連個地圖都不會看。換個地方，特別是到了大城市記不住路經，常常迷失方向。對珠算又特別感興趣，楊校長教我們珠算，“三變九”、“九變九”、“破頭乘法”、“隔位除法”等等都非常熟練。后來參加銀行工作，這點珠算知識算是真正有了用場，幾乎一輩子都和算盤打交道，參加業務技術比賽，還得過全慶陽地區銀行系統“珠算加減乘除技術比賽”第二名獎勵的榮譽。

上六年級的時候，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發出了“5.16”通知，史無前例的、轟轟烈烈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政治運動的風暴吹到了我們鎮原縣城以及山區各個鄉村學校。學生們開始積極參加紅衛兵組織，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向所謂的搞封、資、修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劉少奇、鄧小平“資產階級司令部”開炮宣戰，卷入了政治運動的風暴漩渦。全國大、中、小學校學生上北京搞革命大串聯，毛主席八次在京接見、檢閱全國各地的紅衛兵和學生代表。我們縣的兩所中學學校的初中以上學生全部參加了上北京串聯的革命政治活動，受到了毛主席和他所培養的親密戰友、接班人林彪以及周恩來等中央領導的親切接見。

鎮原縣城的兩所中學于1966年后季停課鬧革命，“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席卷學校。革命師生自由聯合組成了“飛鳴鏑”、“全無敵”、“主沉浮”、“紅旗”、“燎原”等戰斗隊，后來，一中成立了“遵義”、“井岡山”兩個兵團，二中成立了“文聯總兵團”。這三個兵團和縣上的幾個單位聯合成立了“聯總”、“東方紅”、“紅三司”三個群眾組織。派別眾多，派性斗爭愈演愈烈，10月26日一中50多名和二中30多名師生赴京接受了毛主席第六次接見全國紅衛兵時的檢閱。其他師生自由聯合、自定路線外出串聯。學校廢除了校長負責制，一中、二中成立了臨時革命委員會，引導師生鬧革命。比我高一級的二哥士儉1966年正在縣城讀初中，他非常榮幸地趕上了那樣的機會和機遇到祖國的心藏——北京進行革命串聯。我都快要羨慕死了！毛主席向他們發出了號召：“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要反修防修！”“要斗私批修！”“防止資本主義復辟。”“要政治掛帥，反對生產第一，業務掛帥。”“教育要革命，要改革！”“資產階級就在黨內。”“一定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一瞬間，北京、上海等等各大城市的紅衛兵紛紛起來造反奪權，目的是按照毛主席的旨意“領導權要真正掌握在無產階級手中”。造反奪權運動首先從學校開始，揪斗、批判高級知識分子和老師，全國批判鄧拓、吳晗、寥沫沙“三家村”黑店，鎮原一中和二中有20多名教師以莫須有的罪名被打成了“牛鬼蛇神”受到批斗。很快遍及全國上下的各地、各行各業，從中央到基層直至人民公社的生產隊全面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向資產階級奪權運動。

1966年——1968年期間，中央揪出了劉少奇、鄧小平“資產階級司令部”，甘肅省揪出了汪鋒、劉瀾濤一幫人，慶陽地區揪出了劉文正一幫人，鎮原縣打倒了縣委書記秦汝哲，縣長劉善修，開邊公社打倒了書記田波、社長劉迎祥，就連我們張溝生產隊的隊長張維漢也被打倒奪了權。

1967年我報考了甘肅省鎮原縣第二中學。由于縣城正在搞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學處于癱瘓狀態，沒有能夠及時招生，我們上學的事情無人問津。14歲的我無處上學，在生產隊勞動了整整一年時間。期間我成天背誦毛主席語錄，背會了“老三篇”，通讀了兩遍毛主席四卷著作，副統帥林彪說：“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澤東思想。”我在毛主席四卷中尋找革命真理。同時參加了生產隊的紅衛兵組織，紅衛兵戰斗隊隊長是占成哥。生產大隊領導班子內搜尋不出揪斗條件的對象，他們揪斗了1958年曾經在張蘭溝生產大隊當過大隊長的、早已經賦閑在家的60多歲的萬城子黨員農民劉自錄老漢。游行隊伍張貼標語、齊聲朗誦著毛主席語錄，扛著紅旗、敲鑼打鼓，社員們雄赳赳氣昂昂，同時又是慌慌張張，東倒西歪地滿大路跑著，緊跟革命隊伍，“打倒劉自錄！”的口號聲浪震天作響。賈前莊的造反派頭頭朱訪民，為了制造“奪權”革命聲勢，聯合各大隊的紅衛兵頭目，其中也邀請了占成哥的紅衛兵造反派隊伍，浩浩蕩蕩前去批斗、聲討高岔生產隊隊長路千萬，當即奪了他的權。當時我也在隊伍其中，主要任務是喊喊口號，舉舉拳頭。聲討會上，朱訪民揮舞拳頭，張牙舞爪，聲嘶力竭，口吐白沫，慷慨陳詞，無限英雄氣慨.....路千萬雖然被造反派頭目們揭發的“罪惡累累，惡行滔天，罄竹難書，數條人命懸案在身，體無完膚！”但是他面對浩浩蕩蕩的造反奪權大軍義憤填膺的喝吒質問，始終不說一句話，大義凜然，巍然不動，不屑一顧，無事一樣，牛氣十足，一副李玉和的英雄氣概！我目睹親歷了這些階級斗爭場面，確實驚心動魄！“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紅衛兵造反派頭頭占成哥那時候就是我心目中的偶像和英雄。他一個小小生產隊的記工員，敢闖敢干，敢組織紅衛兵起來造反奪權，轟轟烈烈，也得勢耍了好幾天的威風呢！

后來，文化大革命運動在全國各地又發展成了紅衛兵群眾組織內部的派別斗爭，有“造反”的“左派”，有“保皇”的“右派”，造反派組織的名號繁多，這個“井崗山戰斗隊”，那“紅二.八兵團”，這個“紅色聯合總隊”，那個“紅三司司令部”。由于觀點的不同，又互相辯論，各派各執一辭，好像真理都在他們手中，互不相讓，發生武斗，后來發展成為“打、砸、搶”事件，全國大亂，致使國家重要廠礦企業停工停產，處于無政府主義的癱瘓狀態。工人不能正常上班，學生不能正常上課。我們這些小學六年級學生每天背誦著《毛主席語錄》、《為人民服務》、《愚公移山》、《紀念白求恩》的“老三篇”，學習《人民日報》、《解放軍報》、《文匯報》、《紅旗雜志》“三報一刊”社論和評論員文章，這些文章實際上都是出自“中央文革領導小組”成員的張春橋、姚文元、康生、江青之手。是指導文化大革命政治運動的方向，一般人根本不理解其中天機用意。記得路富長老師是當時開邊小學六一班的班主任，在組織學生政治學習的時候，念報紙中，由于口頭失誤，把“砸爛三家村黑店”錯念成“砸爛三報一刊社論”，馬上被學生揪斗批判，說他是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扣上一頂“現行反革命分子”的政治大帽子。他因此精神遭受刺激，神經錯亂，精神失常，胡跑亂喊，喜怒無常，吃糞便，喝污水，情境慘不忍睹。

農民不能正常種地，成天都有開不完的政治斗爭、階級斗爭會議。張溝生產隊的歷屆運動緊跟革命形勢，不甘落后，其聲勢浩蕩程度不亞于城市地區。諸如“斗私批修”、“割資本主義尾巴”、“大刮12級紅色臺風”、“清理階級隊伍”、“破除反動標語反革命案件”、“農業學大寨”、“標兵工分”、辦學習班、討論落實農業生產“上綱要”、“過黃河”、“跨長江”政策措施等等。田間地頭、政治夜校、大場核桃樹底下常常是批判階級敵人、“四類分子”的會議現場。那些二百五、冒日桿、半吊子基干民兵、階級斗爭積極分子，對敵斗爭時下手特別重，搞“噴氣式”，“駕飛機”，捆綁肢體，扭胳膊壓腿非常不遺余力，非常恐怖，使我毛骨悚然。政治氣候壓抑，紅衛兵隨便就可以抓人整治，本來一個好人，稍不留神就因為一句話，一件事而頃刻之間變為壞人、階級敵人。

整整10年時間，好像孫悟空大鬧天宮，天翻地覆，雖說全國山河一片紅，實際上，一切都亂了套：國家機器癱瘓，停住了運轉。國民經濟，社會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人們個個學習毛主席著作，背誦毛主席語錄，佩戴毛主席像章，四到處噴繪毛主席頭像，就連豬圈門、牲口窯滿到處都是。都各單位、各企業、各生產隊都修起了向毛主席早請示晚匯報的請示臺，我家也有忠于毛主席的“忠字”臺。每天想的什么，做的什么，做了什么好事，做了什么壞事情都要虔誠地一一向他老人家匯報，早晚如此，天天如此，雷打不動！向毛主席請示匯報的程序是這樣的：首先向毛主席畫像鞠躬！“最最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某某人向您老人家請示、匯報：接下來背誦相關的毛主席語錄。比如，今天要下地勞動，就背誦“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更大的勝利。”或者是“農業學大寨。”“抓革命促生產”。再下來，就是向毛主席表忠心：“聽您的話，保證保質保量完成勞動任務，讓您老人家放心滿意。”最后再向毛主席鞠躬！

一切都是形式主義。在我們張溝生產隊僅請示匯報這一項嚴肅的政治內容中，經常鬧出不少五花八門，哭笑不得的奇聞笑料。有一次，溝里不識字的宏義爺因為不留神上工遲到了，干部們非要求他必須單獨站在村口生產隊的“請示臺”前面向毛主席請示、匯報不可。他是這樣說的：“你狗日的趕鴨子上雞架啊？毛主席是人見的，他都能讓服老百姓，比你驢日的強多了！我去接見毛主席！怕啥？”他氣呼呼轉身上前立定敬禮！“你最愛我的毛主席：你老人家向我老人家打招呼商量說，你要相信我，我要相信你，一旦誰都不相信誰，喂就啥事情都弄不成了！”社員們笑得前仰后合。隊長非常生氣地批評他說：“毛主席那么大氣度的人，啥時候像你老猻滿屄胡嘫呢？連個板筋都翻不來！”其實同樣一字不識的隊長也沒有翻來板。

在一次“割資本主義尾巴”的批斗大會上，大場核桃樹影下面坐滿了百來號社員群眾，內中還有從蘭州下來插隊勞動鍛煉的城市知識青年，也有縣上、公社的包村干部。五保戶出身的耿有賢，只是個十五六歲的小伙子，因為有集日沒有向生產隊長請假，販雞倒狗可以使他賺些許蠅頭小利。所以被視為涉嫌“投機倒把”行為。批判大會上，生產隊副隊長批評他：“你是一個農民啊，又不是個流氓，也不是個成性，為什么成天間東游西逛，投機倒把，不好好參加生產隊勞動？國家對流氓、成性弟兄兩個都有方子呢，生產隊還把你這個耿有賢沒有辦法？”話音剛落，知識青年哄堂大笑，吹起了口哨！正隊長接著說：“你看看人家青年知識！他們本來是毛主席派下來向我們貧下中農學習，鍛煉勞動的，他們都比你強！以后，那些耍奸溜滑的壞猻貧下中農，都要向青年知識學習，接受再教育！”這些笑料太精彩精辟了！笑的人肚子疼。可以寫進《笑話大全》。

雖然紅衛兵廢除了傳統宗教文化，燒毀了不少廟宇宗教活動場所，但是又把毛主席的偉大、光輝形象庸俗化、以個人崇拜的形式迷信神化了。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時勢潮流常常改造人類。那個時期我處在少年時代，對毛主席無限忠誠崇拜，認為毛主席特別偉大，就跟神靈一樣。就連十五、六歲的我都能夠用膠水、鋸末、花椒籽、五谷糧食等等材料塑做毛主席頭像、語錄、忠字牌等等工藝品來。用硬紙片雕刻毛主席畫像母子，然后用各色漆、染料、墨水噴繪在門框、窗框、玻璃、墻壁等等認為需要的地方上面。

1968年9月，我被通知去甘肅省鎮原縣第二中學（東街）讀書。鎮原縣立初級中學（東街）1941.10.11~1949.8.1陜甘寧邊區鎮原初級中學校（東街）1949.8.2~1951.2.25鎮原縣初級中學（東街）1951.2.26~1953.8.9甘肅省鎮原初級中學（東街）1953.8.10~1956.6.18甘肅省鎮原第一初級中學(東街)1956.6.19~1958.10.6甘肅省鎮原第二初級中學(上馬臺)1956.6.19~1958.10.6甘肅省鎮原縣第二中學(東街）1958.10.7~1969.1.6甘肅省鎮原縣第一中學（上馬臺）1958.10.7~1979.5.31甘肅省鎮原中學（上馬臺）1979.6.1~1986.12.31甘肅省鎮原縣鎮原中學（上馬臺)1987.1.1~現在的前身，原任校長段思坎，字，滿齋，筆號，丹石，城關金龍人。四十多歲年紀，高高的個子，戴著眼鏡，一副學者模樣和藝術家形象。被造反派學生揪斗，打成了“資產階級牛鬼蛇神”，被關進了“牛棚”，每天被學生干部領去一個班級一個班級地接受批判。段校長他從1959年8月任二中校長直到1966年10月。他1928年農歷10月19日出生于書香門第。他是鎮原縣著名書畫家，最著名的畫有《圍獵圖》、《牽馬圖》、《四季花卉圖》。關于段先生的生平建樹，我的語文老師后來擔任一中校長的范天合先生（1984年3月~1986年6月任一中校長）所著《我的老師段思坎先生》一文（載于【鎮原文史】）中有比較詳盡記敘。

原校教導主任張志超為臨時革命委員會主任。相當于校長職務。臨委會成員中有學生代表席宗信擔任副主任，解放軍代表，工人宣傳隊代表路芳春（縣機修廠工人）。到中學以后，成天是政治學習，上街參加批斗縣委書記秦汝哲，縣長劉善修，一中校長王緒信，副校長張自立，二中校長段思坎，還有所謂的紅衛兵站錯了隊的“聯總”頭目、“保皇派”張繼德，“彎參謀”蒲培德等等。蒲培德上海人，家庭出身資本家，批斗的同時被紅衛兵抄家，什么金條、銀元、綾羅綢緞、字畫、文物統統陳列在街道作為階級斗爭活教材展覽。確實教育了相當一部分人。我自己就是那個時候才從思想上真正認識了什么是階級斗爭，咋樣才算階級敵人，什么叫階級覺悟。參觀展覽以后，回到家中，翻箱倒柜，到處搜尋并且清理著我們家的屬于資產階級、封建主義的殘余東西。父親的箱子底珍藏著原鎮原縣“國民黨代表大會代表”——張履祥（解放以后三反五反運動中被共產黨政府槍斃鎮壓）為爺爺書寫的一副中堂字畫，我認為這是實實在在的“反動”罪證、物證趕緊予以燒毀！這樣一不做二不休地偷偷地為父親、為我們的家庭銷毀了“反動罪證”以后，長舒一口氣：好險哪！這東西要是被紅衛兵發現，我們這樣的貧下中農革命家庭就完蛋了！不識字的父親，過了好長時間，才發現沒有了祖傳文物，問我的時候，我才告訴了自己“提高階級覺悟以后的偉大革命行動”，父親只是嘆了一口長氣，沒有表揚我也沒有批評我，愕然地多看了我幾眼。現在我才明白，自己那時候是多么地幼稚可笑，無產階級革命思想武裝起來我這么一個令人哭笑不得的“白癡”、蠢物！

學校里基本上沒有學習文化課程，成天開批判“牛鬼蛇神”大會，喊革命口號，寫大字報、辯論文章。紅衛兵左派得勢：“8.28東方紅公社”與“紅三司”實行革命大聯合，全國大刮“12級紅色臺風”，學校掀起了“大批判”高潮，清理階級隊伍，成立了“專案組”，內查外調，對部分教師進行了“審查定性”，大挖“國民黨殘渣余孽”，搞“逼、供、信”，制造了許多“冤、假、錯”案。李漢英、南淑玉老師被捕入獄，李克斌、陳治中等老師被關牛棚，下放農場勞動鍛煉。動不動學生代表席宗信就召集師生大會發表講話，布置革命任務。瞎折騰了整整五個月時間，我沒有上過一天課，也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情，反而倒分不清誰是階級敵人，誰是壞人，誰是好人，跟著別人瞎嚷嚷。所以說，在世界觀正在初步形成的青少年時期，我是名副其實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政治運動的產物！

記得一個星期六下午放學回到家中，肚子非常饑餓，恰好是古歷的十月一，是個節日。母親蒸了一籠包子，剛剛出鍋，母親說：“餓了吧，缸口上的那一層羊肉包子剛剛出鍋，趕緊吃吧！”原來生產隊的一個羊圈窯坍塌，（朱光新是牧養員）砸死了十幾個綿羊，母親去遲一步沒有搶上羊腿肉，只剩一個棉羊尾巴，拿回家做過節的包子。說話間，那剛出鍋的肉包子香味四溢，忍俊不住，我一口氣吃了13個，母親吃驚地說：“你怕吃多啦？”當時生產隊分高粱桿桿，我去往家背柴火，肚子脹的坐在地上站不起來！晚上生食氣，胃十分難受，直到第二天中午都沒有吃飯。下午去學校的路上，又在瓦戶莊碾盤底下的河灘泛水泉喝了一肚子涼水，到學校時六點多，緊急集合，革委會的學生代表講話，站在學生方隊中間，我的肚子吼的轟隆隆，內急的十分厲害，趕緊用手捏著屁股眼，那個講話的家伙內容又特別長，眼看著還沒有結束的意思。我狼狽落荒而逃，急奔廁所......但是遭了，沒有跑及，半路上哪13個羊肉包子的全部內容就這么全部放在了褲襠里。那時候窮啊，只穿一條單褲，連個褲衩都沒有。我到廁所倒掉稀屎，穿著臭氣熏天的單褲到了宿舍趁著學生還沒有散會的機會，精屁股壓門趕緊洗了褲子，晾在宿舍外面，包被子裝病在床。第二天那褲子根本沒有干一點，仍然是個濕緶子，沒有辦法又在宿舍一直坐等到中午褲子干了才穿上，再去參加集體活動的。為此學生班長張國樞批評我不積極參加革命大批判，思想消極右傾。在校園里面，我經常看到段思坎、李佩麗、李漢英、南淑玉、馬世芳、張萬鐘等老師他們集體住在“牛棚”內，專門有紅衛兵學生看管著。那個班級需要批判誰了，就向紅衛兵司令部寫個條子，然后到“牛棚”去領。有一次，我們班一下就領來了兩個“牛鬼蛇神老師”進行批判。一個是李佩麗老師，一個是馬步芳老師。李老師是南方人，有二十七、八歲，未婚，大個子，戴個黃色近視眼鏡，俄語教師。她的罪名有三條：一、因為家庭出身為資本家；二、有人揭發她偷聽“敵臺”（收音機內聽到過美國、臺灣廣播）定她為特務分子；三、侮辱毛主席。因為她不慎將毛主席頭像紀念章從桌子上掉下去，當時找不見了，紅衛兵操她家（宿舍）時在她桌子底下的鞋框內找到了毛主席像章，增加了“現行反革命分子”的罪名。批判中她交待的非常坦白，心平氣和，態度非常好，說收音機里面無意中聽到了敵人的廣播波段，不過她始終不承認自己是“特務分子”。馬世芳老師是屯子人，龍眉大眼，國字臉形，大個子，體育老師，說話聲如洪鐘，直來直去。是學校的籃球、排球明星運動員隊長兼教練。他的罪名是：家庭地主成分；語言放肆，對現實不滿。批判他的時候，有同學喊：“馬步芳！面向群眾低頭認罪！”他也不言語，轉過來，又轉過去的，胡轉圈子。同學又喊：“你兜什么圈子？不老實！”他說：“同學們，我老馬只有一個面目，你們四面八方都是群眾，叫我怎么面向呢？”引得滿教室哄堂大笑。嚴肅的批判會場頓時沒有了戰斗力。亂嚷嚷一陣子也就散伙了。因為我在這次批判會上沒有發言，班干部席志榮命令我和另一名同學把老師押送回“牛棚”，給了我一個革命行動的機會。老師那么大的個子，我根本達不到扭送的條件，做個樣子而已。

到1969年1月6日斗、批、改中，縣革命委員會批示一中、二中合并，并入一中（上馬臺），成立了“鎮原縣第一中學革命委員會”。由縣委副書記田旺恩兼任革委會主任。1969年2月到9月由縣委財辦主任羅有元兼革委會主任。1969年9月到1971年4月由田正祥任革委會主任。1971年4月到1973年3月由劉孝任革委會主任。田正祥和劉孝他們兩個都是公社書記出身，沒有多少文化程度，純粹的外行領導內行。

1969年，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以后，毛主席發出了“復課鬧革命！”“要文斗，不要武斗！”“抓革命，促生產。”等等號召和最新指示后，全國形勢和秩序才有所好轉。鎮原一中革委會號召學生回校鬧革命，恢復了正常教學程序。8月初開始了高中招生，1970年又改為春季招生。這樣一折騰，我在初中又多呆了半年，整整壓了一級，原來低我一級的學生和我們合并為一級，初二原來四個班變成了八個班。毛主席又發表了最新指示：“教育要革命，學制要縮短，課程要精簡。學生要以學為主，兼學別樣，要學工、學農、學習解放軍”于是，學校把學制改為兩年，由原來的三.三制縮短為二.二制。改制后，學生年級、班級變為連排編制。即：初一為一連，初二為二連，高一為三連，高二為四連。課程精簡了三分之一。數學、物理合并為工業基礎課；生物、化學合并為農業基礎課；語文、音樂、美術合并為革命文藝課；取消了外語課。盡管我們每個星期都要到工廠學工，到農村學農，還要參加校辦工廠（石灰窯）到河灘檢拾青頑石（碳酸鈣CaO3），每個學期要軍訓一個月。不管咋樣，教學秩序，教學風氣已經好轉了。老師教的認真，多數學生扎扎實實地開始學習了。我就是那個時候開始發奮讀書的。但是，全國仍然有交白卷的黃帥式學生，他們認為：“不學數理化照樣走天下，我是個中國人，為什么要學外語？”我想，咱是個學生，父母把我送到學校，他們面朝黃土背朝天，受苦受累，靠掙幾個工分養活自己的孩子，省吃儉用，傾其所有供濟我的學費書費，僅有的一點白面全部為我做了干糧，他們自己卻靠苦苦菜來增加高粱面漠糊的分量。如果我不好好學習知識，就根本對不起父母，對不起辛辛苦苦勤奮施教的老師。那些不學習，混日子，哄父母，騙自己的學生因為受到文化大革命無政府主義思想影響，專事調皮搗蛋，不接受學校紀律，不做作業，跟老師作對，破壞學校和課堂紀律，隨心所欲的行為實在令人厭惡。他們的父母“汗滴禾下土，心系膝下子”，指望著兒子成龍，女子變鳳，哪里還知道自己的兒子在學校里吃著從家里背來的干糧，浪費著自己的青春，不知道自己來學校的目的是什么，只管喊口號，喊得口干舌燥，腦子卻缺東西，空空如也，一片空白，肚子像狗添了一樣，之乎者也沒有學上一個，ABCD不認得模樣，連個請假條子都不會寫，一片作文、周記寫不了20個字，就能錯別10個。時代造就了白癡，白癡造就了自己的命運。

初中的時候，全年級8個班，我的班級初一為一連一班，初二又恢復為初二（1）班。我們的班主任是楊健民老師，陜西人，化學教師，皮膚比較白凈，中等個子，脾氣有時候特別地操。數學老師是張萬鐘，靜寧人，因為家庭出身是地主成分，曾經被學生關過“牛棚”。他是個老實人，腿有一點殘疾，1973年調開邊中學后帶家屬插隊落戶于我們張溝生產隊。師娘在我們村里大家親切地稱呼她“老鄒”，也是莊稼人，但是做農活不及本地婦女麻利。他們的兒子張旭東還和本村名叫社社的姑娘結了婚，后來當了工人。張老師一家人于1978年又遷徙老家靜寧縣。他們人緣特別好，臨走的時候全村鄉親們依依不舍，灑淚相送。白志敏，女，語文老師。白寶平（1986年7月~1992年9月任一中校長）、趙東里為物理老師。李克儉為政治老師。學生班長是張國樞、耿生榮。

初中時期，十六七歲的我在全班學生中，屬于個子最小、年齡最小的一個。又是因為家庭困難的原因，性格內向孤僻，不愛說話，非常靦腆自卑，老好人，缺乏斗爭精神。沒有其他學生的那種敢沖敢闖，經常打籃球馳騁學校操場的那種能力和魄力，也沒有能歌善舞多才多藝的文藝細胞，不善于拋頭露面出風頭，除了學習認真考試成績突出外，沒有別的特長，自我感覺非常平庸。再說了，文革初期，學習好的學生被認為是沒有出息的“書呆子”，更加會被同學們不屑一顧。但是那些代課老師卻特別喜歡我，常常格外關照我，為我偏吃另喝，愿意多教我知識，他們認為我的天賦不錯，有潛力，私下鼓勵我努力上進。在評選班干部時，班主任楊老師提議讓我擔任學習委員。在申請、審查、評定全校有名額限制的“助學金”補貼補助的班級會議上，他據理力爭：“張士勤同學出身貧農成分，家庭非常困難，應當享受一等助學金”。全班只有一個一等名額，每月9元錢補助金額，一學期45元。以下為5個二等、9個三等。分別為6元、4元。享受了一等助學金以后，我的整個學雜費、菜票、交面加工費基本上就可以自給自足了。1968年秋季，母親患慢性鼻竇炎，頭痛，時常不能參加勞動，嚴重的時候，幾天都不能下床，我們那貧窮的家庭，如果母親一旦病倒，就更加不成樣子，沒有人做飯，沒有人打理家中里里外外，一切都處于癱瘓狀態。本來應該早些到醫院看看，就是因為沒有錢，去不起醫院，推拖一天算一天。眼看著實在沒有辦法再推拖了的時候，一天父親在生產隊預借了20元現金，又借生產隊的毛驢，把母親送縣城醫院看病，醫生對父親說：“病都這樣了，才來醫院？這鼻竇炎也不是小病啊，化膿感染有可能發展成為腦炎，就越發不好治療，住院治療吧！”父親問：“住院得多少錢？”醫生說：“起碼需一百元左右。”醫院就在二中的對門口，我從學校來到醫院，正好醫生動員母親住院，母親一聽就急了，說：“那里有那么多的錢，不能住院，家里一攤子，還有娃娃、豬啊、雞啊，誰照顧。算了吧，回家，窮人的命大，拖磨個就好啦。”醫生也知道農村窮苦人家看病的難處，只好開了十幾副中藥，三十幾塊錢，父親還是湊不齊，恰好，我的助學金剛剛發下來，9元錢，加上父親身上僅有的那點錢才把藥抓上。

上中學的時候，生產隊按勞分配，我們家6口人，只有父母親這樣一個半勞力，家里吃生產隊分配所得糧食甚少，年年超支，每年二三月就斷了頓，要預借生產隊的儲備糧，還要靠吃國家的回銷糧。在那個貧窮困難的非常時期，母親為了讓我安心學習，常常以“瓜菜代”的方式盡可能地節約糧食，為我湊合每個星期的干糧。一點少得可憐的麥面總要留下來參合三分之二以上高粱面、玉米面等等雜糧做成陀陀、糌糌、“金裹銀”，實在沒有白面了，就只能做高粱面“黃黃”。冬季凍成了硬疙瘩，夏季又成了毛疙瘩。發霉的蒸饃無論白毛、黑毛、綠毛，用開水沖一沖、泡一泡，撒點鹽或者辣椒面總得吃到肚子里去。就那開水，學校也是定量的，學生打開水的隊伍排成幾條長龍陣，經常有學生和炊事班長因為打開水而發生口角進而打架的事件。有時候因為下課晚了，遲去一步就沒有了開水，只能啃干蒸饃。學生們戲謔地說“我最愛泡上干吃！”學習自己倒不愁，盡量堅持少動，少些消耗體力，每天四個蒸饃還可以湊合，最怕兼學別樣，到賈前莊校辦農場勞動，從學校往哪里擔糞，收莊稼，來回40里山路，又渴又餓又疺，六個蒸饃都打發不了肚子。我們班先后有十幾個家庭特別困難的學生因為無力繼續讀書，也有因為眼看著在學校也學習不到真正的文化知識而相繼綴學。生源流失嚴重，1970年初中畢業的時侯，我們班只剩下了47名學生，我們班全體同學和班主任楊健民老師、副班主任王繼位老師照了畢業合影留念相，背景是縣烈士公園人民英雄紀念碑。現在能叫起名字的有：毛勤、蘆克志、張彩蓮、賈蘭英、慕昌霞、何粉琴、李鳳玲、張士勤、祁均平、鄭好錄、鄭好謀、張得子、戶得子、賈映林、田養棟、張太榮、張國樞、折創家、耿生榮、張建中、范之直、劉廷福、慕巖、劉懷智、安吉瑞、蘆浩東、席子榮、許永鋒、慕云峰、張望善、魏友民、王進儒、陳來勤、李維虎、李等信、劉世科、唐某某、閻某某、賀太田、劉來祖、張天隨、姬文科、賈煥生、賈積金。（有四名同學已經記不起名字了）。

上中學的時候，班里就有不少大齡同學已經結婚生子了。就我知道的有張國樞、張喜才、段廣前、慕巖、李等信等等。他們都瞞著學校，后來，學校摸底，要求結了婚的學生退學，聲明凡是結了婚的學生不允許再考高中的。

隨著形勢的發展，從中央到地方，一些社會賢達，有識之士，開始呼吁，社會需要發展，國家需要人才，沒有知識就等于愚昧，要重視知識，尊重人才，重視培養人才，“老九不能走！”應該吸取歷史上秦始皇“焚書坑儒”的惡果教訓。學校開展了批判“讀書無用論”，糾正了“無政府主義思潮”部分老師被從“牛棚”內解放了出來，開展了“尊師愛教”活動，學習風氣開始有所改善，老師才大膽抓紀律、抓管理、抓教育。1970年，我們在教育環境逐步走向正規化的時候初中畢業。

1971年，我考試合格，被母校錄取為高中部學生。那時候，由于母親疾病纏身，三弟也開始上小學，家庭更加困難。看到這種情況，為了給家庭減輕負擔，我向父母提出了綴學勞動的要求。母親說什么也不同意讓我退學勞動。她說：“困難是暫時的，58年、60年那么可憐我們都過來了，你的學習不錯，書念到這個程度也不容易，已經考上高中了你就好好念下去吧！”因為家里困難，父母重男輕女，沒有讓妹妹上學念書，妹妹只能在家里照看三弟、四弟。父親說：“女孩子終究是別人家的一口人，念書是白花錢。”這一年，四弟又開始上學了，父親無奈地又讓十三歲的妹妹參加生產隊勞動，開始掙工分養家糊口。我們姊妹幾個，唯有妹妹吃虧，我們兒子娃一個個去學校讀書，只有她失去了讀書的權利，默默地為了我們而參加生產隊勞動，去為了那每天三個工分辛勤受罪。

當時鎮原一中的校長是劉孝，黨支部書記是段思坎，副校長是張志超，李素芬是團支部書記。高中四個班，我被分編為高一（3）班。班主任是蔣自修老師，本縣臨經人，大個子，國字臉，敦度踏實。副班主任是張志超老師，也是臨經人，戴眼鏡，他的一個眼睛完全失明，寫的字斜歪著，但是非常整齊。他是德高望重的教育界老領導，口才非常好，每逢學校學生大會上講話，聲音洪亮如鐘，口若懸河，開口成章，寓意深刻。他特別疼愛學習成績好的學生，所以他對我更是寵愛有加，平時他常常接濟我飯票、菜票、筆墨紙張，冬季，他常常讓我和他同睡一床，外出下鄉時，他又把自己房子的鑰匙交給我，讓我住煤床取暖，讓我用他的暖水瓶打開水。還拿出自己的大米讓我在他的爐子上熬米湯。使我非常感激他，感覺到他就像自己的父親一樣親切可愛。1972年下半年，縣委抽調他去鄉下搞路線教育，接替他當我們副班主任的是學校辦公室秦啟友老師，他是南川人，學校辦公室他和段安邦老師高內務，寫的一手好字，毛筆、水筆字大方瀟灑，非常漂亮。成天為學校刻臘板，印刷材料。那時候，油印機算是最高級的辦公文書工具。秦老師旱煙癮特別大，時常嘴上叼一個煙鍋，吧嗒吧嗒抽旱煙，鼻涕眼淚掉下來老長他都不知道呢！我最敬佩的學校領導是張志超老師，最敬佩的代課老師是數學老師曾敞，（四川人）。物理老師趙東里，語文老師葉粹存，（上海人），劉信，（開邊蘭岔人），范天合（孟壩人）。張希仁(南川人），他在2011年鎮原中學70周年校慶時撰寫四言詩體的《鎮原中學賦》代表了他的高超文學水平。王今山（河南人）草體書法家，他為我書寫《勸學》書法中堂兩幅。英語老師朱程鵬、白志敏夫婦。講政治的老師是縣委黨校教員安玉瑩老師，專門為我們高中部講毛主席《矛盾論》、《實踐論》兩部哲學著作，講的非常認真，但是有調皮學生故意向他提問發難：“安老師，這‘革命’兩字如何解釋？”他笑嘻嘻地說：“革，就是革命的革，命，就是革命的命，我也不知道啊！”學生們哈哈大笑。

高一時候，我們的班干部分別是：班長：劉懷智，同學稱他“劉黑子”、“阿爾巴尼亞人”、團支部書記：慕汶，學習委員：我本人，文體委員：劉耀峰，生活委員：段儼善。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流毒影響，在我們班里存在著嚴重的派性。高一第二學期軍訓結束的時候，“臨經幫”、“南川幫”已經形成。學習好的為中立派或者傾向南川幫一方，學習差的啰啰們一般都是勢利眼，墻頭草，那邊人多勢重就倒向那一方。高二的時候，派性導致了班干部的重選，勢力較大的臨經幫派彈刻劉懷智，說他只顧自己的學習，不理班事，不配當班長。提議班主任召開會議重新選舉班干部。他們推選段儼善（臨經學生）為班長候選人，經過投票，其他班干部沒有變動，段儼善38票，唯有劉懷智得了六票。我和好友鄭好堯等幾個少數同學因為打抱不平，為原任班長劉懷智投了贊成票，因為票數太少，加上班主任蔣老師、張老師也都是臨經人，我們這一方以失敗而告終——劉懷智落選！我們被“臨經幫”同學譏諷為“保皇狗！”他們一伙還企圖奪去我的學習委員職務。這時候，張志超老師嚴肅地指出：“按照組織原則，少數服從多數，段儼善當班長可以，但是學習委員必須是學習好的同學擔任才能服眾，你們班上，有誰還能超過張士勤同學？站出來讓我看看？我看你們是胡搗亂，唯恐天下不亂，胡嚷嚷的都是些吊兒郎當的差逛子！”同學們面面相覷。我們為此憤憤不平，在班級生活會上，兩派針鋒相對，言辭激烈，互不相讓。我和好堯同學堅持認為“真理有時候在少數人手里”的理論作為根據，據理力爭，相持不下。我們班是學校抓的“學習質量重點班級”，由于派性而影響了團結。后來學校領導親自前來做工作疏導，平息和消除“派性事件”的負面影響。真正的書生義氣，幼稚可笑。劉懷智本來就是個心胸狹窄、自私自利的家伙，不尊重老師，不團結同學，孤家寡人一個，在同學中間喪失了威信，“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是必然規律。后來他竟然連我和鄭好堯這幾個忠心耿耿的“保皇派”也視為“病人”，越發顧影自憐，鼠肚雞腸，還寫“張志超驢日的”罵班主任老師，暴露了他的廬山真面目。我們算認錯了人，那樣的人不配別人尊重，落得個眾叛親離，最后是“光桿司令”一個。班干部改選以后，慕汶同學為團支部書記，段儼善同學為班長，我為學習委員，劉耀峰為文體委員，秦光琳為生活委員。沒有想到，小小年紀的中學生也有政治權利之爭，幼稚可笑。是為了長自己的威風，滅他人的志氣吧？后來，隨著形勢的發展，年齡的增長，認識的提高，我也就慢慢地不再為這些完全沒有必要的派性、幫派體系、權利斗爭這些爛事掛心費神，一心一意撲在學習上。

1971年7月份的一天，縣城下了一場特大暴雨，且有冰雹襲擊，山洪爆發，西門水陰溝橋頭涵水洞被洪水沖出的大樹和泥沙堵塞，大水淹沒了王胡同的七八戶居民，水齊窯肩子深，百年不遇的災情，十分了得！學校組織師生抗洪救災，凡是水性好的老師、同學全部積極參加戰斗，局面非常可怕但又非常感動人。大水好像脫韁的野馬，洶涌澎湃，咆哮著，橫沖直闖，所到之處，房屋瞬間倒塌，樹木被吞噬，土窯洞嘩啦啦如同蒸饃泡湯，居民住戶的一切財產物品被洗劫一空，瞬間全無，水火無情啊！被拉救上來的群眾一個個如同泥鰍一樣，光溜溜一絲不掛，渾身泥水，抖顫哆嗦，魂飛魄散，語無倫次，只見兩個眼睛忽閃．．．．．．內中有婦女兒童，有老年人，還有坐月子的孕婦，大個子王姓“綹客”——啞巴被拽上來的時候，全身的衣服都被大水沖光，身上一絲不掛，懷里緊緊地抱著一個木匣子，聽說里面全部裝著人民幣。人為財死，鳥為食亡，活脫脫一個守財奴形象。被救群眾一個個赤條條地送往學校教室、宿舍施救，老師學生爭先恐后地為他們捐獻衣物、棉被、食物。災民們一個個哭天抹淚嚎啕不止：“天哪！完了，完了，什么都沒有了！”有個老婆婆哭的死去活來，氣死了好幾回，因為她家的兒媳婦正在坐月子中，和小孫子一起被淹死又被洪水沖走了。羅校醫手忙腳亂為她打強心針劑，多次做人工呼吸，搶救了多回。洪水向南蔓延，沖進了縣副食廠，沖走了庫房的整箱餅干、點心、油缸、白糖等等成品和原料。連會計檔案賬本都沖走了。這次洪災死了５個人，傷十幾個人，被洪水沖走失蹤３人，經濟損失數萬元，同時也涌現出了一批救災搶險英雄模范人物。一中的老師和學生受到了縣委、政府的表彰。高二的佟永錄（開邊人）、我們班的慕汶等等同學表現英勇突出，因此被破格批準加入共產黨組織，成為學生們中間的第一批黨員。學校號召我們學習他們的英雄事跡。我所寫的《英雄就在我們身邊》的作文自然生動精彩，后來被老師修改作為新聞報道在縣廣播站的《鎮原新聞》節目中播送多天，時勢造英雄啊！

中學時期，家里沒有勞力，父親一個是全勞動力，母親是半個勞動力，按勞分配，工分少，口糧比別人家分的少，勞動力多的人家每年口糧標準人均在３００來斤，我們家就是人均１００～２００斤左右。每個勞動日值０．２０～０．５０元之間，我們家幾乎年年超支。三四月份就要靠借吃儲備糧、國家回銷糧。儲備糧是要在當年的分配口糧中扣除的。為了支持我讀完高中學業，父母親吃糠咽菜，盡量節約口糧為我做蒸饃。大伯父因為家里只有他和二弟兩個人，生活相對比我們家強一點，隔三差五地也為我送一些蒸饃進行生活接濟。所有關心和支持我的親人都在指望我將來能有所出息，給他們爭一口氣。為了我的學業，妹妹付出最多，失去了一輩子上學讀書的機會。為了生產隊的那三個工分，她十一歲就起雞叫睡半夜，參加力不從心的各種體力勞動。她的手和腳全部凍爛，我的心里非常酸楚。村上和妹妹基本同齡幾乎同樣命運的還有大女子、歲蛋、三成妹、探花、燈花、彩花、改花、翠翠、巧鳳、夠花、秀梅、高山女子、桃花、菊花、兎生、彩琴、冬梅、冬蘭、東社、彎彎、歲女、岳鳳、岳梅、彩云、春蘭、愛苗、等苗、改娥、愛琴、占鳳、三女等等。和這些孩子相比，自己非常幸運知足，知道讀書機會難得，非常珍惜。遇到困難自己也想辦法克服。星期六、星期天我常常跟隨我們班上的“老狐貍”安珍祥、“門道”任榮他們幾個包工頭搞副業，到縣城各機關單位打煤球、拉土方，到磚瓦廠為做瓦大師田有德踩泥、抱磚頭。每天可以收入八毛到一塊的人民幣，用于勤工儉學。做磚窯出磚的活計最苦最累，高溫６０多度，汗流浹背，指母蛋的皮膚被磨的亮晶晶，口渴難忍。一天下來，精疲力盡，疺癱在床，就像散了架一樣。有一次夏季的星期六，和“瘦子”張文錦、“病三郎”祁志和等等幾個同學一起在一中操場東側磚窯出磚，一直干到晚上十二點，回到學生宿舍的時候，口干舌燥，沒的水喝，扭開學校井房鎖子打涼水解喝，無意中從井內吊上來半桶炒面，“天助我等也！”我們欣喜若狂，提到住室飽餐一頓，然后再打一桶井涼水上來，連喝帶洗，好不痛快！又依瓢畫葫蘆掛半桶水置放于水井中。原來，學校學生灶炊事班的幾個炊事員趁星期六無人，為他們自己做的晚餐，沒能吃完，吊在井內冷藏，打算第二天再吃，沒有想到被我們幾個毛賊享受一空。學生灶的那個炊事班長張連經過排查了解，未能破案。也沒有想到是我們幾個所為，氣得有口難言，只好重新置換了那個聾子耳朵的井房鎖子。

高二即將畢業的時侯，我們班的文體委員劉耀峰，是個好出風頭的“燒料子”，患“單相思”，意欲和我們班上的女同學焦玉嬋談對象，要我為他們做媒。我也沒有這方面的經驗，只知道這是“成人之美”應該佐合。他授意我在下晚自習的時候通知焦玉蟬到張老師的房子有話要說。張志超老師因為搞路線教育不在單位，鑰匙交給我拿著，要我和劉耀峰一同住在他的房子，讓我們在這優越條件下多看一會兒書，好好學習上進。那天晚上，焦玉嬋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如約前來。因為沒有什么招待她，劉耀峰提議燒米湯接待并以此拉開話題。趁他們推讓米湯之際，我借機挑明主題：“劉耀峰想和你談對象，你同意不同意？表個態吧？”這個焦玉嬋只是“咯...咯...”地笑，就是不表態。正在此時，聽得窗外“撲哧！哈哈...！”隨即“騰楞楞”一片跑步聲。我拉開門看的時候，他們已經跑得無蹤無影了，焦玉嬋也轉身去了女生宿舍。我立馬意識到壞事了！“秘密”已經被“好事者”偷聽墻根了！叫老師知道了問題就更加嚴重了！我和劉耀峰心情十分沉重緊張，惶惶不能入睡。原來，我為他們兩個介紹對象的談話內容和劉耀峰邀請女同學焦玉嬋喝米湯的事的全部內容都被熄燈以后，前來我們處要開水喝的集體宿舍的同班同學何長生、張耀龍、張文錦他們爬在窗外全部聽見。他們如同發現了“新大陸”，到集體宿舍如此這般，添枝加葉地給所有同學宣揚了。果然，第二天早操剛下，同學們相繼回到教室，當焦玉嬋從講臺上經過的時侯，“瘦子”何長生在教室后面大聲喊：“哈哈！有人昨晚上被米湯給灌脹死了！”“哈哈！噓...！”全班同學口哨聲、揶揄聲、爆笑聲響成一片！焦玉嬋臊得滿臉通紅，爬在自己座位的桌子上哭了起來，我和劉耀峰掃興無比，無地自容，心里忐忑不安起來。班主任很快就知道了這起違反紀律的事情。秦啟友老師在中午休息時間，把我叫去審問。我如實做了交代，秦老師狠狠地訓了我一頓，他指著我的鼻子厲聲批評：“馬上給我寫檢討，你這個張士勤，全校聞名、全級第一名，平時表現那么好，就干這事？你難道不知道學校不允許學生談戀愛的規定嗎？頭腦簡單！不看在你是全年級學習尖子和班干部的份上，非得給你們記過處分不可！”我害怕極了，后悔極了！細細想來，那些學習差的學生，平時挨老師的批評，嫉妒心理和派性做崇，巴不得抓自己一個小辮子呢，這下真正給了他們的把柄可抓。這個爆炸性“新聞”就是“何瘦子”、“張二炮”、“張奸相”商量整治他們認為“老師的紅人”、“打心錘錘”的我和劉耀峰的“殺手锏”。他們的真正目的就是為了借機會整治我，看我們的笑態。為了平息影響，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班主任老師在班上嚴肅地講：“事情到此為止，快要畢業了，你們中間誰再要是胡亂宣揚，給我們班級捅漏子制造影響，連同你們一起處分，不給你們發畢業證書！”好險哪！學校和老師還是權衡利弊，從愛護學生的角度出發，留面子，高抬了貴手。早在高一的時候，小學同學任維儉，他是（4）班的，相中了我們（3）班的女生祁延珍，寫好情書要我轉交，祁延珍遲遲不給他回音。一次我去西峰配眼鏡，恰巧碰上祁延珍，我們互相打招呼后，她說：“老同學，我們馬上就要分別了，你的學習特別好，我敬佩你，這張照片請你留作紀念！另外，請你把這封信捎給你的老同學任維儉，就說，對不起！他寫的一手好字，也會吹笛子，比較有才，但是我和他沒有可能。”原來她的姐姐祁延愛在甘肅省秦腔劇團是個名角，為她在蘭州找到了工作，她退學，今天就去蘭州上班。她信中婉言謝絕了任維儉的求愛，任維儉老同學仰天長嘆！后來他回鄉做了社請教師，年齡老大了只好找了故鄉農村姑娘為妻，還是甄洼洼我的一個遠房表妹，二婚。

我的眼睛在小學的時候，因為學校條件差，教室光線黑暗，視力逐年下降，在中學的時候，老師常常照顧我的座位在講臺下面距離黑板最近的兩張桌子上。高一的時候，老師建議我去西峰檢查配眼鏡。不是自己不想配戴眼鏡，是因為沒有錢，一副近視眼鏡加上郵費才5.26元。那時候，縣醫院還沒有這個技術條件，要去西峰醫院做完檢查后，單子郵寄北京醫院才能配眼鏡。1970年冬季，有一天星期六放學，我和班上的慕巖同學相伴步行去西峰配眼鏡。他家在臨經慕廟底，距西峰近，翻過“八家嘴”就是西峰了。晚上我們住他家。他是個父母抱養的獨生子，小名叫“等來”，16歲就結婚，他的父親為生產隊放羊，不幸意外滾溝非正常死亡，家里只有母親和妻子，看得出來，他的母親對他特別疼愛嬌慣，但是他和妻子不說話，妻子倒是殷勤地伺候他，他根本不理睬妻子。晚上我們在他家吃的是玉米面削片，第二天清早六點起來，他的母親為我們做了玉米珍子米飯，每人兩碗。還為我們烙了玉米面坨坨、煮了4個雞蛋，盡管如此，我總覺得他們家生活水平特別高級豐盛，起碼沒有高粱面系列。星期天我們步行翻越八家嘴水庫，直奔西峰，到了那里天已經黑了，因為星期天醫院早已經下班了。我們在郊區農民家住宿一晚，每人0.50元店錢。店主人非常小心謹慎，叮嚀我們不要胡串，有人問了就說是親戚，要不被公安部門查出就麻煩了，沒有介紹信要罰款的。第二天星期一，我們趕緊跑醫院，眼科醫生不在，沒有上班，沒辦法檢查，我們非常失望，在醫院隔壁的一家羊肉館內，我們每人吃了一晚羊肉泡，玉米面鍋規自帶的。慕等來頭腦靈活，他提議西峰冷庫的豬頭便宜，我們何不買上幾個帶回去呢？但是我們兩個都是第一次來西峰，不知道冷庫在那里。向別人打聽，他們說：“你們朝著高煙囪的方向去就保險沒有問題！”我們兩個都是近視眼，霧氣特別大，老遠看著好像個高煙囪，走到跟前時才發現，原來是個電線桿子，走了幾個來回仍然碰釘子失望。最后，一個騎自行車的說，他就是要去宰殺場的，跟我走吧！我們兩個只好跟著自行車跑，累的滿頭大汗，可是到了那里一看，隊伍排得好長好長，像一條扭腰擺尾的長蛇陣。有推車的，提藍的，擔擔的，待到天黑還不一定買上。因為我們要步行回家，還要趕回學校上課呢。假也超了。在南街口鎮原方向的馬路上，時不時有解放牌汽車開過去。慕等來說：“這個方向的都是鎮原車，我們招手擋一輛搭個便車吧？”我說：“試試看！”過去了7、8輛汽車都沒有停車的意思。我說：“算了吧？開汽車的里面哪里有個雷鋒？”他不甘心，遠遠地又過來一輛，他一邊招手一邊敬禮。汽車司機終于停在了我們面前。司機果然是個好人，他問我們什么事？我們如實相告，師傅看我們是兩個窮酸學生，老遠步行來西峰配眼鏡無果，要回鎮原，發了善心，讓我們上車。我們謝天謝地，這個師傅要到孟壩糧所拉糧，把我們一直拉到孟壩街道。慕等來說：“謝謝師傅，這里到我家只有15里路了，翻個溝就到了。”謝過了師傅，我們不到一個時辰就到了臨經慕廟底他的家中，他趕緊裝上蒸饃，我們趕黑又到了學校。高一第二學期，慕巖的哥哥為他在天祝壯族自治縣找到了工作，我們一對好友離別。后來，我一個人去西峰檢查眼鏡度數，由北京眼鏡店郵寄回來第一副眼鏡，500度的。過了半年慕巖發信說：他已經和媳婦離婚了，他現在的工作是當工人。

恢復考試制度以后，學校抓教育質量，班主任老師為了提高全班整體成績，開展“一幫一，一對紅”活動。學習好的和學習差的學生實行座位參插。班里有個叫賈海棠的個女同學，東關賈堡子人，出身書香門第，通宿生，身材高挑苗條，皮膚細膩白凈，留劉海發型，兩條發辮又粗又長，時常兩條發辮總是拖墜及止小腿彎，儀容整潔，風姿綽約。靚麗的風姿在全班男同學中回頭率絕對優勢。雖然學習成績不及我，但是她的家庭條件比我優越。因為她也是個近視眼，我們兩的座位被老師排在一起，都被照顧坐在講臺下邊中間的那兩個桌子上。城里娃娃開通，我是個鄉棒子，非常封建，一遇和女同學說話就不由自主的臉發紅，拘束，不自在，害怕其他同學說閑話。所以對老師的安排非常有意見。起初，我故意不和她這個女生同桌配合，桌子中間老留5寸寬的一條縫子。她的性格非常剛烈，清高自負，高傲無比，平時走路目不斜視，班上一些紈绔子弟，風流成性，臉皮特厚，油頭粉面，油臉寡恥，常常試圖和她搭仙討好套近乎，但是她從來都是不屑一顧，一副“月中嫦娥”的樣子。我們班上的男同學背地里議論，評頭品足地說：“我們的校花、班花——‘海棠花’名不虛傳，就是架子太大，可望而不可即，令人生畏也，不可理喻！”戲稱她為“帶刺的玫瑰！”“驕傲的公主！”“冷面嫦娥！”拒人千里之外的“樊梨花！”等等。我雖然和她有緣同桌，占有“近水樓臺”的優勢，但是，也不敢有非分之想，所以自己也有“自知之明”，舉止言談中有意和她“保持一定距離”，我的做法使她無法接受，大為光火。認為我不夠“哥兒們義氣”，“目中無人”，是對她的不尊重，是看不起她，極大的傷害了她的自尊心。她脾氣做派也非同一般，起初的時候，也不言語，無聲地對抗算是她對我的針鋒相對和采取的措施。她故意使用“激將法”和我作對，想惹我生氣。我的桌子向外挪一寸，她的桌子馬上攆靠一寸，我挪一尺她攆靠一尺，弄的過道都過不去人了。我們兩個同桌的關系在其他同學看來是十分尷尬別扭。“好男不和女斗”，我只好讓步，不再挪桌子“保持一定距離”了。以硬對硬的較勁結果是：我服輸，她勝利。只是井水不犯河水，互不搭理，互不交流。她卻無所謂，絲毫不介意于此，以柔克剛，學習上有不懂的地方，她主動向我請教，我出于戒備心理，常常只是把作業本子丟給她：“抄去吧！”也不講解輔導來龍去脈，給她一個囫圇吞棗。她從來不計較我的不禮貌行為，看了以后，總是恭敬地還回來，彬彬有禮的說聲：“謝謝你！”弄得我也十分不好意思起來。有一件事情讓我終生難忘，她的柔心似水，誠心相待，徹底俘虜并且改造了我的固執孤僻。使我反而十分感激于她，消除了所有的前嫌隔閡，和她成了心儀的知心朋友。

事情的過程和情景是這樣的：有一天早操下來，匆匆跑到教室，在課桌內拿書準備讀自習的時候，不料發現桌子框框里面非常凌亂，我以為是值日生打掃衛生時搞的鬼，一邊整理一邊謾罵：“哪個驢日的把我的抽屜弄的這么亂？”上面的書籍拿開以后，觸摸到了一堆軟囊囊的東西，嚇我一跳：死面餅子包了滿滿的臘肉和雞蛋，還冒著熱氣。“哪里來的這東西？”嚇的我心跳不已，急忙又趕緊捂住，頓時腦子一片空白......自習課中，我原計劃背誦古文，這時候“之乎者也”一個字都無法看下去，心跳的“突！突！突！”心亂的像吃了一團麻線，理不出個頭緒。百思不得其解，整個上午的三節課，我都沒有聽進去，一直想桌子框框里面的“秘密迷團”。當第三節課快要下了的時候，她說：“請把你的聽課筆記給我看一下！”按照慣例，我給她扔了過去。當她將筆記本還過來的時候，里面有一個條子：“對不起！你的桌框是我弄亂的，原諒我吧！”我才恍然大悟，原來是她這個通宿生同桌早晨從家里拿來，趁著教室無人之際埋在里面的“糖衣炮彈！”。這樣更加讓我心跳加快，不知所措！轉過頭看她時，她的臉紅的像個關公一樣。我頓時明白了一切，這些天幾個星期以來，自己木訥遲鈍，對這位異性同桌毫無悟性，沒有讀懂，真正的“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悔恨交加，無地自容。她一個女同學竟然如此大膽，自己算什么“五尺男兒”？心態非常矛盾，又害怕被其他同學發現這個秘密，這些東西如果明目張膽拿到集體宿舍去吃，他們一定要問個究竟，是哪里來的？我如何回答？中午休息時間我不得不懷揣這些“特殊禮物”，借故一個人請假專門到街道外面偷偷消費，從校門到西門——從西門到校門，一個來回的時間，“鬼鬼祟祟轉了一圈”，“瀟瀟灑灑走了一回”，狼吞虎咽地毀滅了“罪證”，青春期第一次真正地體會到了“愛情”的滋味。她那“以柔克剛”的辦法，又使我徹底的倒在了她的石榴裙下！問世間情為何物，我算是大徹大悟：這東西好像和親情、友情有不一樣的地方，非常折磨人的。

從此以后，只要她們家有好吃的東西，我的桌框內必定就會有同樣的好吃的東西出現，同時還會有學習必須品：白紙、新作業本子、筆記本、墨水、水筆。那時候她的大嫂在縣紙廠上班，不缺這些東西。有時候還會有糖果、電影票之類當時比較奢侈的東西出現。不過，我知道“非她莫屬”，是知己同桌的“別有用心”和特殊關照，已經不再驚慌失措了。我的家窮，條件差，沒有別的回報于她，只有在學習上關心、幫助她進步。平時我幫助她改變死記硬背、枯燥無味、容易疲勞頭痛的學習方法，提示她如何安排學習時間，如何抓住重點。我毫無保留地把自己平時在學習上總結體會出來的一套學習方法和經驗介紹給她：比如：業余時間“溫故知新，腦子過電影法”，課外自習、作業時間安排上結合實際應用“統籌法”，聽課時間“排除雜念全神貫注法”，考試時間“鎮定自若、不慌不忙、先易后難法”等等。幫助她補習學習環節上的薄弱項目和環節。她的學習進步非常快，在全班女生中間佼佼者第一，在全班同學中已經是前10名了。即是在監考森嚴的考場上，她遇到比較模糊的試題時，胳膊肘底下遞個條子、標明題號，我便心領神會，不遺余力地立馬將答案如法傳遞過去。這樣的地下活動，監考老師根本無法察覺。一次期中化學考試，老師盡出了些高度“偏題、怪題”，全班兩個100分，就是我和賈海棠，其余沒有一個及格的，0分就占了86%。楊老師發卷、評卷中，在黑板上寫上了我和賈海棠的名字，標上兩個大大的100分。然后大發雷霆，批評說：“要說我教的不好，全年級兩個100分就在你們班上，要說教的好，你們班得0分的34個，什么原因，你們自己反思吧！”那堂課沒有新的內容，老師評講以后，安排同學們重新補做試卷。即將下課之時，正當我洋洋得意，沾沾自喜的時候，楊老師站在講臺上看著我足足有5分鐘時間，笑咪嘻嘻地大聲說：“幫助同學的精神可嘉呀！但是希望你能夠表現在平時，不能表現在考試的時候！你們兩個的試卷雷同到了一模一樣的地步啊！”隨即轉身將黑板上我的名字后面的那個100分擦掉，畫上了一個大大的0分，同學們哄堂大笑，特別是女生同學，哪笑聲中包含了多少“嫉妒”成分的分量完全能夠聽得出來。我和賈海棠被臊得滿臉通紅，無地自容。真的，賈海棠把我視為“偶像”，模仿我的筆體，字寫得非常漂亮瀟灑。模仿我的文章思路，作文常常被劉信老師加圈加分，其他同學能不“嫉妒”嗎？

高中的時候，我的作文常常被語文組的范天合、劉信、葉粹存、王今山老師當著范文在全年級評講，并且刊登在校園的板報專欄上面。特別是我寫的《大伯——我們生產隊的模范飼養員》一篇記敘作文，真實生動，故事感人，被全校學生傳抄，轟動一時。

畢業的時候，她邀請我去她家做客，我自然不能違命。他們城里人，家庭干凈衛生，十分整潔，飯菜質量非常細數講究，她母親的細面猶如龍須，城里人比較開朗民主，一家人對我疼愛有加，非常客氣。在他們家里，私下里我們兩毫無顧忌，暢所欲言，談未來，談理想，談班上同學之間以前所經歷的恩恩怨怨和糾葛，包括我們兩起初的別扭經歷，從不認識到同學同桌、不打不相識的緣分過程，無話不談直至深夜。她說：“你什么都好，就是太老實，傻瓜蛋，就知道除了學習還是學習，根本不理解‘那一個人’的心思！人家的‘秋波’由暗送到明目張膽，幾乎兩年時間，差點兒無人問津！書呆子一個！同學都說你腦子聰明，屁話！”那天晚上，她向我表露了深藏已久的心跡，她哪芊芊玉手拉著我的手深情地說：“認識你我算是三生有幸啊，十分榮幸和幸福！你是全年級學習成績第一名的風云人物，能和你作為校友加知己朋友，風光占盡，我已經知足了。我們算是有緣相遇，同校、同學、同桌、同齡、同時代，世界上占盡“五同”的人能有幾對？我們何不再來一同——同呼吸共命運，永遠不再分開呢？”她那雙期盼的眼睛等待著我的回答。我一時語塞，沒有辦法回答。殊不知，早在我9歲的時候，父母就為我包辦了一門親事。我是個極盡孝道、聽從父母之言的人，同時我又十分珍惜我和賈海棠的友情。這個時候我絕對不敢告訴她事實真相，我只是喃喃地說：“就看老天爺的造化安排了，等著吧！我的理想是上大學，你是最最知道的了！”她說“是的，行！我等著！”她算是我的第一位戀人，后來由于種種原因我們沒有能夠一輩子同路走到一起，她居然當了石油工人，遠走高飛，我竟然走進了地方信用社的小門。有道是：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和她的坎坷戀愛過程，我將在后面的【家庭婚姻】內容中詳述。今年，2011年11月13日，從六弟張錄見那里才得知她于兩年前不幸得了中風病，雖有恢復效果，但生活不能自理，這幾天仍然住院復查治療，同時得知她的母親也于前十多天辭世，她因為有病在身，沒有能夠回來奔喪盡孝......我驚愕萬分，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為多年的信息不通，我沒有能夠及時前往西安看望老同學和沒有能夠去她的老家送埋老表嬸一回深深感到非常自責不安！畢業以后，走出校門，回鄉參加勞動鍛煉期間，我們常常互相走動往來，書信不斷，互相勉勵，鼓勵對方無論前途條件如何暗淡渺茫都要積極進步，力爭實現各自的奮斗目標。我當了大隊文書，她當了隊請教師，我們互相慶祝，互相高興！我參加了工作，她參加縣上組織的“社會主義路線教育工作隊”，她在平泉上劉大隊住村包隊期間，我騎自行車迢迢幾十里翻山越嶺去看望她，囑咐她：在農村第一線和農民打交道，最重要的是應該注意工作方法，把握好自己，不要有急躁情緒而犯“左傾”錯誤，在群眾中間落個好影響，力爭以此作為跳板參加真正意義上的“轉正”工作。那次，她送我一個筆記本，我珍存至今。她還用自己的補助津貼為我買了一條“勞動布”皮實褲子。后來，“工作隊”解散，她有幸碰上長慶石油招收工人的機會，因為其家父歷史背景有點問題，競爭激烈，政審幾乎難以過關，她自己著急直哭。為了她，我在縣城奔走多回，并在開邊供銷社走后門購買當時的“緊俏物資”100斤黃花菜，用自行車送到縣城，為招收工人的石油干部頭兒送禮......總算運氣好，她順利地當上了那時候非常吃香的石油工人。我也曾經到慶陽石油基地三十舖她的工作單位看望了她幾回。后來1977年，她給我來信說已經和一個叫張忠的慶陽人談對象，我非常失望，也三下五除二地草草結了婚。第二年我們各自都有了自己的孩子，我的孩子叫張博文，他的孩子叫張波。再后來，她們單位搬家到西安，我到了農業銀行。在分別13年以后的1985年4月3日，我們通過電話聯系，在家賈堡子她的出生故居聚會，我寫【與H君二次握手題記】二首為她相贈：其一，“半窗月色影吾身，慮滿心頭恨滿胸。淚濕衣襟思千轉，愁腸百結總是空。從來相思味最苦，但愿此身入朦朧。力疲神倦方合眼，心上人兒美嬌容。”其二，“夢里不知身是夢，別有滋味在夢中。夢無跡，夢無蹤，夢里溫柔意無窮。夢短夢長總是夢，夢真夢假情意濃。但愿夜夜有此夢，此身常在夢魂中。”對于我的詩句她十分感動，說：“你是個感情專一的人，可惜天生我們兩個這一輩子只有友情沒有緣分”。在分別28年后的2004年3月，她回賈堡子看望母親，我們在縣城相遇，互相敘說了離別以后的大概情況。我即興寫下了《贈友人JHT》的三首詩句：其一，【再憶當年】“同校同學同桌同齡，知心知底知冷知熱。有情有意有緣有夢，相助相幫相愛相戀。陽春白雪心心相印，花前月下海誓山盟。情投意合私定終身。”其二，【感悟人生】“畢業惜別各奔西東，社教教師石油工人。嫦娥奔月筑巢西都，牛郎農行魂落故里。紅顏知己癡男癡女，天涯海角夢魂相依。今日聚首鬢角霜白，可憐有情空有悲意。”其三，【語吐衷腸】“三十三年時空滄桑，浪跡天涯飽經恓惶。歲月磨盡鴻鴣壯志，夕陽催得老牛奮蹄。草草淡茶佐杯憶舊，頻頻心語吐露心腸。今憐硯友芳草零落，無興再發少年瘋狂。”（注：介非于2004.03.01與同窗jiahaitang聚首于鎮原農行城關營業所）可惜，我已經沒有當年那樣的勇氣把這飽含喜怒哀樂心情的詩句再送給她了。如果早知道她的身體條件會是今天這樣的狀況，為什么不當時就交給她呢？這都成了終身憾事啊！

1972年12月，高中畢業考試，百分制7門功課，我的成績總分是647.5分，平均成績92.5分，全校第一名。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響，1966年至此，大學已經有7年沒有招生了。不過那時候根據毛主席的指示，中央已經有了政策方向：農村高、初中畢業生必須回鄉參加勞動鍛煉三年以上時間，城市高、初中畢業生必須下鄉插隊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三年以上方能由貧下中農推薦上大學。我們看到了一絲希望。全班同學合影留念，滿懷豪情走出校門、奔赴農村第一線。照片上的老師有：劉孝(校長）、蔣自修（班主任）、何懼（教導主任）、安玉瑩（政治老師）；李克儉（總務主任）、鄭學良、梁隨東、白寶平（班主任）、張永珍、周鳳翰。同學有：包應己、高喜榮、祁志和、劉永喜、賈海棠、祁金鳳、焦玉嬋、慕新黛、鄧小蕓、鄭好堯、秦世引、申迎寶、任榮、張士勤、惠施民、劉懷智、安珍祥、折創家、張喜才、李樹發、祁積成、張國慶、賈社社、田養國、張有忠、秦鳳林、羅得新、張文錦、段儼善、何長生、張耀龍、劉耀峰、慕汶、張貴賢、馬國強、豆丕業40個同學（有四名同學現在實在記不清名字了）。我們這一班同學８０％都有“綽號”。安珍祥是“老狐貍”，任榮是“門道”，劉懷智是“黑子”，張文錦是“干叫喚”，張耀龍是“胡傳魁”，何長生是“瘦狗”，張建中是“癟三”，折創家是“智叟”，祁志和是“病三郎”，祁積成是“娃他舅”，秦檜琳是“秦檜”，也叫“賬房先生”，我是“博士”，賈海棠叫“冷美人”，鄧小榮叫“眼鏡蛇”，竇丕業叫“單相思”，祁延珍叫“貴妃”，馬國強叫“百事通”，包應己叫“料片子”等等。滑稽可笑，窮學生在一起窮樂很有意思。

上高中的時候，認識了在縣氣象站職工灶做飯的姚喜琛表兄。平泉姚川人，我們同是麻王外甥。當時他30來歲，中等個子，黑瘦小眼睛，全臉胡須，熱情和氣，待我不薄。那個時候當縣長都不如做個廚師，首先能吃飽肚子。他隔三差五把我叫到他那里，總有好吃的讓我美美吃上一頓，冬季要我和他一起住在他的熱炕上，我們有說不完的話，互相訴說自己的苦楚，在講他自己的苦難身世的時候，他總是勉勵我要好好讀書，為將來出人頭地打下基礎。他說：“你看人家國家干部，比如像你們隊的劉國壽，我們是一個單位，但是人家是干部，我是工人，咱出力氣，每月30多元工資，他們每月拿50多元的工資，球事不干，牛氣的很，我們都是窮家庭出身，貧苦的原因就是因為長輩沒有讀書，沒有文化”。我們表兄弟非常投緣無話不談。后來他調平泉中學做飯、當管理員直至退休。他對于我資助的情分，我一直記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