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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6月份的一天，大隊部通知我去開會，到了大隊部辦公室，所有大隊干部都在那里，公社來的一名干部拿出一份文件宣布：“經公社黨委研究決定：任命張士勤同志為蘭溝大隊文書職務，免去朱存銀同志蘭溝大隊文書職務。”我云里霧里摸不著頭腦，也不知道是咋回事情，我當即表示：“我不當！”所有在場的人愕然，沒有反應過來，面面相覷，瞬時鴉雀無聲。張世棟支書睜大眼睛站起來問我：“這個娃，你每天在生產隊掙8個工分，當文書每天10個工分，全年365天都有工分，你為什么不當？”我說：“我就當社員，鍛煉三年期限一滿就去上大學，我害怕將來被栓住了反而不讓我走了咋辦？”支書說：“沒有問題，你先當著，到時候我保證放你走，并且第一個推薦你！咋樣？”在場的所有人都動員我：“這是組織對你的重用，支書都給你打了保票還怕什么？”那個時候我只記著老師的話，滿腦子除了上大學的理想和抱負外，其他事情我根本沒有考慮。我根本沒有想到陰陽差錯當什么文書。命運之神的安排非常不可預測。事后張世棟支書才告訴我事情的原委，前幾天縣上招開三級干部會議，他與公社劉孝廉書記恰巧和時任一中校長的劉孝在一個小組討論，劉校長順便向他問起了我在生產隊勞動鍛煉的情況，并且向他們介紹我在學校的學習情況，期望他們將來對我能夠有所重視和幫助，特別提到了我是鎮原一中72屆高中畢業生的第一名，文理科全才，特別是文章寫得好，是個好苗子，要在上大學方面予以推薦照顧。張支書、劉書記機靈一動：蘭溝大隊是縣委樹立的農業學大寨典型和所包村點，現場會、經驗材料多，支書不識字，主任小學程度，沒有個寫材料的，他們兩個一拍即合，會議結束后，公社劉孝廉書記馬上召開黨委會議研究，發文件任命我當蘭溝大隊文書，換掉了朱存銀。

上任文書的第三天，縣委決定要在蘭溝生產隊召開全縣四級干部現場會議，內容為“多種經營養豬現場會”。公社要求總結書面經驗材料。張世棟支書說：“這一回的這一炮，能不能打響，就全靠你娃了！”我對支書說：“小太爺放心吧，小菜一碟！”我十分理解大隊支書、公社書記他們的心情，決心借此機會露一手，也好讓他們的政績在全縣范圍內，家喻戶曉人人皆知，讓全縣人民知道，鎮原的“大寨”就是“蘭溝”，張世棟同志就是鎮原的“陳永貴”。通知下來的頭天下午，我去蘭溝生產隊的養豬場轉了一圈，了解掌握第一手材料，我問“來成媽”等幾個喂豬老婆：什么時候辦豬場？如何喂養？拿什么喂養？每年飼養多少頭？出欄數量？國家貢獻？經濟收入？積肥數量？在會計劉正華處問生產隊歷史上每年的單產、總產量，增產幅度和比例，給國家上繳貢獻糧食數量，勞動日值等等。晚上，在大隊部的煤油燈下，筆下生華，洋洋灑灑30余頁，5000余字的《大養其豬，肥多、糧多、錢多！》的經驗匯報文章一氣呵成。文章中，重點突出了四個模范先進人物：生產隊隊長張文全、大隊支書張世棟、模范飼養員“來成媽”、老紅軍何萬先，編排了兩條路線斗爭的右傾反面人物“河曲智叟”張萬里為陪襯。從領導班子學習毛主席農業“八字憲法”提高思想認識開始，從走社會主義集體道路的優越性出發，從兩條路線斗爭和階級斗爭的高度認識，從實干苦干加巧干的領導班子的英明決策，從何萬先、“來成媽”等貧下中農中的先進模范人物如何千方百計在莊稼地里采集“苦苦菜”等等野草野菜、如何拿自己家兒媳婦坐月子的谷米給生產隊下崽的母豬燒“米湯”、精心飼喂集體豬娃，后來生產隊又如何利用荒坡地頭廣種苜蓿增加飼料來源，集體豬場從無到有，從小到大，養160頭豬，肥料增加，產量倍增，平均畝產４５７斤，一躍上了“綱要”，接近跨“黃河”，有望過“長江”。總產５２４５６５斤，人均生產糧食１１１９斤。為國家交公購糧１６２３３８斤，人均貢獻３４６斤，超額完成１０７９３８斤。為集體儲備“備戰糧”８０７１２斤，人均１６２斤，社員口糧分配人均５０８斤，出欄肥豬支援國家建設，增加了生產隊集體經濟收入，全年總收入８７９６２．３３元。其中：養豬和副業收入１０２４５．１２元，提高了社員勞動日值，社員現金分配勞動日值１．０２元。理論、事實、數據、典型事例，生動充實。第二天現場會上，王春生主任以他那特有的朗朗口才向遠道而來的取經客人們，高聲朗讀了那有聲有色，有血有肉的經驗匯報材料，縣廣播站朱賢聰廣播員立馬拿走了這份紀實報道的經驗文章，連續在每天晚上８點的“鎮原新聞聯播”節目中播送了足足半個月。縣委趙連昇書記發出了“全國學大寨，鎮原學蘭溝”的指示號召。因為那個經驗材料使蘭溝生產隊名聲大嘈，我也一炮打響，一炮走紅，公社劉書記、大隊張支書、王主任皆大喜歡。他們說：“以前我們的成績是干出來了，但是放在哪里擺著、看著，就是沒有士勤這樣的秀才去總結，現在好了。”他們好像發現了“新大陸”，發現了能夠為他們所用的人才，對我刮目相看，非常器重。此后，我根據形勢需要，政治氣候，領導意圖，有關蘭溝大隊的新聞報道時時不斷，都是些舉手之勞。因此，公社書記劉孝廉每逢縣上參加會議總要點名道姓地帶上我這個大隊文書做他的私人秘書。

1974年的蘭溝大隊領導班子成員分別是：張世棟（支部書記），王春生（革委會主任），王等喜（副支書），韓世清（副主任兼民兵連長），楊彩梅（婦聯主任），我為文書。全大隊五個生產隊，272戶，1991口人，496個勞力。233頭家畜，924只羊，養豬335頭。5514畝耕地面積。糧食總產量1450247斤，平均畝產347斤。其中，蘭溝隊87戶，469口人，耕地面積1499畝，糧食總產量524565斤，平均畝產457斤。家畜80頭，羊330只，豬194頭。張溝，71戶，386口人，耕地面積1388畝，糧食總產量475292斤，平均畝產434斤。家畜50頭，羊240只，豬53頭。后河，37戶，178口人，耕地面積655畝，糧食總產量202741斤，平均畝產405.5斤。家畜23頭，羊84只，豬32頭。磕石溝，40戶，172口人，耕地面積1103畝，糧食總產量124289斤，平均畝產151斤。家畜41頭，羊174只，豬31頭。同心，37戶，186口人，耕地面積869畝，糧食總產量120360斤，平均畝產190斤。家畜39頭，羊140只，豬25頭。1974年全大隊貧困戶吃國家回銷糧食49841斤，吃生產隊集體儲備糧食8535斤。

在擔任大隊文書期間，張世棟支書是我出社會以后遇到的第一個讓我最佩服的偶像人物。那時候他30多歲，中等個子，沒有念過一天書，天賦聰明，記憶力超常，80%以上的漢字他都認得，就是不會寫而已。七、八年以前的生產數字他能夠記得清清楚楚。講話三言兩語，釘是釘鉚是鉚，從來不會饒彎子，沒有陰謀詭計，辦事非常干脆利落。按照他自己的話說：“碌磁頂門——實（石）撞！”他才是真正的毛主席的好干部，沒有私心雜念，一心為集體、為大家謀利益，是實干家，靠實干起家，靠實干當上生產隊隊長，又靠實干被提拔為大隊書記。帶領群眾戰天斗地，改造山河。常常肩扛鐵锨，泥腿泥腳，撲到哪里就干到哪里，打鐵的本身硬，要求群眾做到的，他自己首先做到。走上領導崗位以后，他的才華大展，非常有一套管理水平和能力。他敢抓敢管，不怕惹人得罪人，辦事非常公道。完善各項管理制度，靠制度管人，不偏三向四，哪怕你是天王老子、大眼窩、二桿子、干部家屬、何等體面人物，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執行制度鐵面無私，和包文正沒有什么區別。把蘭溝原來的一個爛攤子生產隊整治的井井有條，使本來就是一盤散沙，各掃門前雪，小農經濟意識極強、思想素質較差的五籍八姓農民改造的服服帖帖。把以生產隊為基本生產核算單位的一個“農業企業”搞得紅紅火火，有聲有色，使其生產效率和經營效益大大提升，集體經濟大踏步發展，成為全縣聞名的“大寨式”先進典型生產隊。當時全縣農民收益分配勞動日值二、三毛，而他們生產隊已經達到一元二角。毛主席時代的人民公社化社會主義階段，雖然共產黨的政策不及現在。但是99%以上的共產黨員、國家干部、高干、初干，包括生產隊長在內的廉潔形象，在人民群眾的眼睛里都是好樣的！因為我們朝夕相處，他的為人處事，一點一滴我都看在眼中，直接影響著我的人生世界觀。雖然他的脾氣有些暴躁，工作方法有些簡單粗暴，但是絲毫沒有影響我對他的高度崇拜，他的形象至今在我的心目都是非常偉大的，他是我一生中的第一個偶像。我常常想，人無完人，物無全美，做人就要做那樣的人，做官就要做那樣的官。現在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時代，共產黨的政策比毛主席時代好的多了、完善的多了，國富民強，惠民減負，生活水平提高百倍，史無前例。但是共產黨員、國家干部、高干、初干，包括村長在內的腐敗形象，在人民群眾的眼里和那個時期相比，簡直是天壤之別，根本無法比擬。

我做大隊文書的第二年也就是1975年，適逢縣上獎勵投資我們蘭溝大隊一臺“東方紅——28”拖拉機。沒有駕駛員，臨時聘請了公社社辦廠的司機張秉年代理開車。二弟剛好初中畢業，我向支書建議讓二弟去西峰技校學習三個月，考取了駕駛證，為大隊開拖拉機6年。那時候大隊有三個直屬單位，林場、科研站、醫療站。拖拉機由科研站經營，站長是張萬才，工作人員有張士敏、張士舉、朱社蓮、張得勞、張維才等。

學校畢業以后的1973年到1975年期間，我們家由于增加了勞動力，情況比以前稍微好了一點，但是居住條件十分差。莊子仍然是我太爺手里留下來的一只半破堿土窯洞。以前父親曾經分別在高岸溝溝、海紅灣、后園子都修過莊子，因為政策原因或者舊時的交界地界原因都沒有成功。最后求情高窩張自有老漢，在根龍溝溝勉強有了出苦力挖窯洞的基礎。父親在勞動之余，利用晚上時間挖窯洞，沒有先進的勞動工具，連個架子車都沒有，父親只能用籠擔挑、土車推，一撅頭，一鐵锨，硬是移動幾百方膠泥土方量，墊起溝豁，挖成五只窯洞，我們從此有了新莊，有了立足之地。為了修莊子父親受盡了別人的窩囊氣，流盡了自己的汗水和力氣。1975年農歷五月份，我們一家人終于搬到了新莊，父親的臉上有了笑容，非常有成就感地說：“日子窮富不說了，總算有個窩窩鉆了。”

1974年9月份，全國緊閉了8年的大學、中專終于開門招生了。只是取消了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考試制度。條件是：凡是1966年以后畢業的初、高中學生，符合三年以上勞動鍛煉期限，符合政治審查條件，由貧下中農或者所在單位職工推薦，擇優錄取。我的鍛煉期限兩年半，只差半年。由于上學心切，我把畢業證書上的畢業時間：1972年12月途改為1971年12月，拿著前去報名，誰想反而弄巧成拙，不但沒有報上名，反而弄壞了畢業證書。我們公社的佟永錄就是那年被推薦上“蘭州醫學院”的，我非常羨慕他生能逢時。

1974年12月份，公社書記劉孝廉又電話通知說，要帶我去參加全縣“三級干部會議”，我到公社以后，他非常武斷地說：“趕緊寫一個參加工作的申請書，現在有一個難得的機會！脫產干部，吃國庫糧的，工資30.50元。”我問他：“申請什么工作？”他說，公社信用社有一個招干名額，縣上銀行要物色一個人選，營業所李春溫主任在張山根生產隊包隊，他物色了張山根生產隊隊長劉廷選的兒子叫劉慕堯高中畢業勞動鍛煉，營業所加意見蓋了公章，呈報公社黨委加意見蓋公章，劉書記一口回絕否定了營業所主任李春溫的意見，說這個人選公社黨委早已物色好了，就是蘭溝大隊的文書！劉書記一心想提攜于我，所以要我趕緊寫申請書，公社加蓋公章后，他要順便帶上，向縣上銀行和民政局報送材料。那時候，我根本不懂信用社是干什么的，我問他：“是不是專門為困難戶發放救濟款的部門？”他說：“有那么一項業務內容。”我搖頭，表示一百個不愿意。他非常不理解地問我為什么？我說，我的理想是上大學。再說了，那工作我也不敢干，你不曾見文化大革命期間，那些被抓起來批判斗爭、游行示眾的階級敵人中，80%都是那些管錢管物的。他說：“你真是個天真爛漫的教條主義者！別人搶都搶不到手的機會，為了你，我連營業所李主任和張山根生產隊隊長都得罪上了，上大學的事情邊走邊看，明年九月份還有近10個月時間呢，咱們先把現成名額占上，報上去批下來了再說嘛！你知道什么？趕緊寫！說不定元旦一過你就可以搬上來上班工作了！”我當時也不敢不聽公社書記的話，沒有辦法，就糊里糊涂地、違心地寫了那個不該寫的申請書。這都是根本沒有意想到的事情。劉書記的心思是好的，急功近利，一方面為了照顧我，另一方面是因為信用社就設置在公社的院內，為了他自己在工作中能夠更加方便地使用我這個能寫材料的所謂的人才。殊不知，命運之神在冥冥之中已經在我的前途問題上設置了一個不可逾越的障礙！材料報上去以后，一時沒有批下來，如石沉大海，泥牛入海無消息，慢慢地我也就忘記了這回事情，靜心等待著1975年9月大學招生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