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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溝灘洼的風雨聲（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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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若愚發表時間：2013-08-04 09:50:22 評論: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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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節主題為反“右派”的斗爭有些擴大化了，真正的階級敵人只是極少數人。水溝灘洼生產隊在大躍進的運動中，在縣委、公社的直接領導下，從基礎建設著手，興修水利工程，開展水土保持的農田基本建設，然而全縣歷史上也發生了最大的“冤、假、錯”案，文章可圈之處是故事性非常強，從小小的水溝灘洼的風雨見社會發展，局勢發展，社會各層，社會動態等，具有現實意義。問好若愚，欣賞推薦！

　　
　　水溝灘洼生產隊在大躍進的運動中，在縣委、公社的直接領導下，從基礎建設著手，興修水利工程，開展水土保持的農田基本建設，大搞植樹造林的綠化工程，新修公路三條，總長度十二點六公里，糧食產量增長了百分之三十一，支援國家工業建設投資勞動力二萬六千七百八十人次，各項工作都是發展的，成績是巨大的，一直保持著全縣先進典型的光榮稱號。但是代理隊長滿田叔因為不堪忍受一浪勝似一浪的“浮夸風”而撂挑子不干了，工作一時處在了癱瘓被動的局面。
　　東風公社書記馬先鋒同志認為，這是社會主義建設前進道路上客觀存在著的兩種思想、兩條路線斗爭的具體表現。他還認為，作為領導干部，在強調農業生產速度的“大躍進”的同時，還必須抓好思想政治工作，抓好路線斗爭。只有抓好革命，才能促進生產。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最重要的因素。為了徹底解決農業生產第一線的生產隊干部們中間存在像張滿田同志這樣的有抵制情緒，指揮不靈，致使黨的方針、政策、路線貫徹落實不力，不能夠一竿子插到底的右傾勢力。再說了，農村干部中，還存在著那種千絲萬縷、沾親帶故的家族觀念，使得他們往往在大是大非的原則問題上，瞻前顧后、畏縮不前，很難轟轟烈烈地開展工作。所以，他決定將全公社的大隊、生產隊干部們全部進了異地調動，回避交流。讓他們離開本鄉本土，變成脫產式的干部。馬書記則親自兼任水溝灘洼的生產隊隊長。
　　為了整頓、純潔干部隊伍，反擊右傾機會主義，東風公社還成立了“反右派、整黨風”的領導小組。在這次反右整風的運動中，滿田叔因為在上次“放衛星”的會議上有不滿的情緒，還發表了“這樣的高調我實在是唱不上去”的右傾言論，理所當然地成了右傾典型，成了活生生的反面教材，受到了多次的批判斗爭，最后他被開除黨籍，戴上了“右派分子”的政治帽子。隨后，在全縣、全公社相繼還有一百三十名機關干部、社隊干部、民主黨派人士也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
　　在這場政治運動中，水溝灘洼生產隊被同時戴上了“五類分子”帽子的還有幾個人。以前被定為半地主成分的張漢三，被戴上了“地主分子”的帽子；富農成分的張昌榮被戴上了“富農分子”的帽子；上中農成分的“秦州歹”，也因為前天耕地中，由于牲畜羸瘦，犁地的后半晌，一對拉套的老黃牛就干脆臥在犁溝地里不動彈了。恰在此時，駐隊脫產干部們檢查驗收他的干活質量，因為沒有達到耕地深翻的要求標準，挨了批評，他自己感覺心中窩火、窩囊，故意深深地插入犁頭，使勁吆喝鞭打牲畜向前，下手過重，打斷了牛腿，折斷了犁杖，說他是殘害家畜，破壞農業生產，被戴上了“壞分子”的帽子；解放前在縣城的新巷子完小讀書期間，曾經加入過國民黨“三青團”的張修身被戴上了“歷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每次召開階級斗爭大會的時候，他們這些“地、富、反、壞、右”的五類分子們必須站會場，要求他們這些“階級敵人”必須老老實實、規規矩矩、一動不動地站著接受群眾的批判，交代自己的罪行，解剖自己的反動思想根源。
　　在對敵斗爭的大會上，最不服氣的要算滿田叔。他心里在想，旁邊站著的這四個人，他們所戴的政治帽子倒還有那么點名副其實的味道和原因，而自己的這頂“右派分子”帽子則根本就是不貼題的。自己是老實本分的農民一個，過去還拉過長工，打過短工，土改運動中入的黨，也積極從事了黨的事業，擔任了多年的農村基層干部，怎么著自己也算是個“左派分子”呀？只是說了一半句發牢騷的實話，也不是從心底、骨子里面就有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共產主義、反對大躍進的思想，怎么就用這樣莫須有的罪名、大帽子來罩著我？實在讓人想不通！所以，每次站會，雖然無可奈何，但是看得出來，他是極不情愿的，總要和其他的“分子”們拉開一定的間隔距離，表示自己和他們這些“分子”有區別。在每次向廣大貧下中農群眾報告打招呼、自報家門角色的時候，他也總是昂著頭挺著胸：“忠臣，張滿田報道！”從來不說“右派分子，張滿田報道”那樣既定俗成的句子。讓他深刻檢討的時候，他還是哪句話：“愛說實話的張滿田！”后面就沒有了下文內容，逼問得緊了的時候，他干脆裝病，說自己可是高血壓呢，頭痛、頭暈，需要坐在地下休息。主持會議的脫產干部們也拿他沒有什么辦法的。漸漸地，滿田叔就破例地被“區別對待”了，允許他坐著接受批判。對于自己曾經的隊長、現在的階級敵人張滿田，水溝灘洼的群眾根本就仇恨不起來，也沒有人吹胡子瞪眼睛地去批判他。平時見了面，平輩們依然喊他“滿田好！滿田吃飯了嗎？”晚輩們還是以前那樣：滿田叔長，滿田叔短的。
　　六子也總是覺得滿田叔有些冤枉，但是那樣的非常時期，也是沒有法子的事情。偶爾回家看望母親的時候，總要帶上紙煙、燒酒去偷偷地看望、安慰滿田叔一回。開始的時候，滿田叔對于六子的探視不屑一顧，以各種理由推辭、謝絕、避而不見，六子也多次吃了滿田叔的閉門羹。滿田叔認為，自己的這頂“右派分子”的政治帽子就是六子那些上級的大干部們制造出來的。過去自己崇拜他們那些人有文化程度，有政策水平，有工作能力，現在看來，他們都是些狗屁不通的家伙！不講道理，凈冤枉好人。
　　
　　這天晚飯過后，滿田叔坐在院子里借著月色編織著柳條筐子，根本沒有留意到六子會三番五次地來看望自己，六子的雙腳剛一踏進門檻，他便冷冷地說：
　　“縣長大人，大躍進中咱們縣上辦了一百來號的縣辦、社辦企業、工廠，什么時候又辦起了‘大帽子’工廠？還有沒有什么新出產的政治帽子給你叔再蓋上一頂？”
　　六子知道滿田叔人老實，脾氣倔強，肚子的窩囊氣憋滿著，心里難受呢，非常理解和同情他此時此刻的心情。便賠著笑臉拱手說：
　　“滿田叔啊，我也清楚您是一個忠誠的黨的農村基層干部，但是，您老人家還是要想開一些呢，他們給您所扣的政治帽子也是事出有因啊！這次廬山會議上，就連彭德懷元帥那么大的人物也被打成了‘反黨集團’呢，他難道就不是個忠臣？誰能夠意料得到的事情啊！像我們這樣心直口快的人，說不準那一天，誰都會犯那些預料不到的錯誤呢！”
　　“你說啥話？彭老總會反黨？這不是顛倒黑白，天大的冤枉嗎？”
　　滿田叔老大一會兒都沒有回過神來，手中的半成品柳筐頓時掉落在地，他憤怒地飛起一腳，那圓圓的柳筐咕嚕嚕地滾到了下院墻旮旯，六子趕緊攙扶滿田叔進了屋子......
　　坐在滿田叔那冰涼的大土炕上，二人心情非常郁悶，話少氣長，心里好像擱著千斤巨石，特別地沉重。他們沒有像以前那樣一坐下來就談論公事，交流工作。而只是說了一些關于水溝灘洼村子里最近社員們生活方面的話題。
　　滿田叔說，今年秋收打碾結束，生產隊總共生產糧食大概有六十七萬五千斤左右的樣子，平均畝產也只不過有一百五十斤左右。為了夸大成績，公社馬先鋒書記卻在社員大會上宣布，平均畝產五百零一斤，已經上《綱要》、過黃河了！他向縣委拍胸膛：保證今年給國家繳售公購糧三十八萬斤！是實際總產量的多一半呢。為了應付縣上的參觀團，他又讓保管員在生產隊的倉庫窯內置放了許多大大的糧囤，一直接到窯頂，囤子里面裝了多一半的麥衣皮子，只在頂部地段尖尖地灌一節麥子、玉米、高粱、糜子之類的糧食來裝樣子給領導們看。上面的這些領導們也都是些大而化之的官僚主義者，“哎呀，這么多的糧食！給國家的貢獻還確實不小哩！多產糧食多貢獻嘛，應該的！水溝灘洼人民高姿態，有風格！”還一個勁地夸獎、表揚呢！這不，才到臘月初，還不到年關，由于浮夸虛報，收了過頭糧，除留籽種外，公共食堂每人每天只能平均供應五兩面粉的口糧，正值搞冬季農田整地，大型移動土方量的工程，勞動強度大，飯量大的勞力，挨不了饑餓，干重體力活，根本就沒有力氣的，昏昏顛顛，搖搖晃晃，還說他們在那里“磨洋工”呢！現在眼看著生產隊的倉庫里面沒有了一點儲備糧、沒有了一點牲畜飼料，不知道明年開春的生產怎么個搞法，愁人啊！
　　六子說，今年全縣征購任務完成了六千八百五十五萬斤，超過了解放后任何一年的數量，害怕明年全縣的社員群眾生活要發生困難......
　　整整一個通宵，憂國憂民的叔侄倆喝干了六子帶來的三斤老白干，他們都醉了，酩酊大醉.....
　　
　　春節過后，因為糧食問題，全縣多數地方都發生了群眾生活困難而鬧饑荒的事故，部分公社發生了餓死人的現象。水溝灘洼生產隊的社員群眾中，直接因為與糧食有關的饑餓原因而造成非正常死亡的就有朱社軍、賀喜聲、張知卯等十四人。
　　借部分群眾有饑餓恐慌心理的機會，暗藏的國民黨殘渣余孽們則認為這是進行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最好時機，有計劃、有目的、有組織地進行了一場“五極軍一師，救國起義為民”的反革命叛亂。先鋒公社的富農分子孫和忠、原國民黨巡官白浪亭、原國民黨鄉隊副曹世虎、反革命分子王廷瑞、反革命分子邢天星造謠惑眾說：“今年正月天上出現了五顆星星，代表著五個將領要領導農民起義，共產黨壓制的是‘五類’分子（指地主分子、富農分子、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現在‘五類’分子要抬頭了”。欺騙群眾說：“為了吃飽肚子，必須學習陳勝、吳廣，揭竿而起，起來進行斗爭，天時已經到了”。揚言要“推翻政府”。煽動、糾集了二十八人的隊伍，于一天晚上搶劫了新莊生產隊倉庫糧食九百余斤。第三日晚上，又在先鋒公社的白草灣地方秘密聚會，成立叛亂組織，擴充隊伍，封官委職，預謀著更大規模的叛亂、破壞活動。推舉孫和忠為師長，白浪亭、王廷瑞為副師長。同時設師參謀、軍械、軍醫、秘書主任和外交通訊等等職務。下屬六個團，團以下編制了營、連、班的建制，并且草擬了反革命口號及其傳單，商定了“起義”時間、地點、聯絡口令。第二天企圖搶劫先鋒公社的北茍糧庫借以籌備軍糧未遂。第三天下午的黃昏時間，孫、白、曹三匪煽動、糾集百余名群眾，乘經川縣荔堡公社逢集日之機，佯裝數人打架斗毆，要求公社處理，其他匪徒則以看熱鬧為名，涌進人民公社，砸毀電話機，砍斷電線，搶奪步槍四枝、自行車七輛、電話機一部。又沖進郵電局毀壞電話總機，搶劫現金三百元。同時向趕集的一般群眾散發反動傳單，一邊呼喊著“誰要想吃飽肚子就跟著來！”的煽動性口號，一邊即刻向預定的衛星公社進發。二十分鐘后，在途徑先鋒公社雄武大隊部時，搶奪了縣、社三名下鄉干部所佩帶之駁殼槍、步槍、小口徑步槍三枝。此時，參加叛亂者和被裹脅群眾達到二百余人，他們包圍了平涼地區公安處副處長安然同志所率領的干部、民兵前來剿匪的隊伍十余人。雙方交戰數小時，剿匪隊伍擊斃叛亂分子一名，繳獲槍支一枝。在平涼地區“平叛指揮部”的指揮下，調動9201部隊一個連隊的兵力，配合地、縣民警、民兵八十余人相繼趕到出事地點平叛，叛亂者這才紛紛倉惶逃竄。平叛隊伍于次日凌晨時分，分別追捕、捕獲孫和忠、邢天星等叛亂匪徒三十六名，擊斃了匪首曹世虎。至此，上當受騙的群眾已經覺醒，紛紛返回家中，有二百二十八人主動投案自首，叛首白浪亭也主動投案。
　　在這次平息叛亂的戰斗中，擊斃叛匪二名，逮捕四十三名，繳獲各種槍支七枝，子彈三十九發，炸彈四枚，刺刀四把，馬刀五把，斧頭十三把，電話機一部，印章三枚，自行車十輛，各種糧食三千九百七十六公斤，面粉五十一公斤，糧票六公斤，人民幣七千六百零八元，衣物六十九件。經司法機關審理，依法判處匪首孫和忠、邢天星死刑，判處叛匪四至二十年徒刑的三十三人，被定為現行反革命分子的六十六人，定為案內成員的五十八人，劃為知情者的二百七十六人。
　　
　　在平息叛亂后的不長時間，根據本縣實際，時任縣長許國和同志，實事求是地向省委反映了由于糧食減產、虛報浮夸的工作作風、國家征收了過頭的購糧任務，造成了群眾生活困難的問題。地委根據省委指示，由地委負責同志帶領工作組前來調查。地委工作組在“左”的思想指導下，從深挖本縣長期落后的根子入手，把許縣長所反映的問題，被錯誤地視為“階級敵人破壞”，認為縣委的土改、鎮反、社會主義改造工作極不徹底，整風和反右斗爭也不徹底，農村兩條道路大辯論根本就不深不透，干部隊伍嚴重不純，不少政治不純潔分子和歷史反革命分子已經混入了黨內，爬上了各種不同的領導崗位。因而地委工作組錯誤地結論為：“落后的根子是以縣長許國和、副縣長張萬壽為首，以縣人委為中心，從內部到外部組成了一個龐大的反革命集團”。并且強加給這個所謂的反革命集團以“破壞糧食政策、破壞財政收入、破壞農業合作化、打擊陷害革命領導干部；支持、包庇、縱容反革命、組織反革命暴亂”等等莫須有的罪名。經報省委批準，定為“許、張反革命集團”。受到株連的干部群眾一千六百五十人，其中被逮捕判刑的一千五百零三人，作為副縣長兼任公安局長的六子、婦女聯合會主任兼任縣團委書記的曹菊霞同志理所當然地也在其中。被依法管制的一百四十七人。幾位前任的縣委書記和前任地委書記也同樣受到了株連。
　　這是全縣歷史上發生的最大的“冤、假、錯”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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