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見歷史，需要的是依據歷史事實做較詳實地分析與論證，否則就很容易被后世的傳聞所誤導，偏離歷史原本的樣貌；你就看看今天西方人描述社會主義中國的一些報道，其目的就是想蠱惑人心，抹黑中國的正面形象；就如歷史記載那樣，今天的西方人肯定也會將那些顛倒黑白的資料存檔，若干年后再翻出來重播，那也就成了歪曲與篡改歷史“正史”。
不是嗎？歷史上有一些人出于自己的某種不可告人目的，總是會對過往歷史演變，作一些符合自己想象的分析與描述，其所秉持的觀點與見解就一定會有偏差；其實寫歷史的人往往也并不是什么智能大腦，也是通過收集到的材料來撰寫，自己成熟思考的較少，利用現有資料自加工的比較多，不刻意塑造就阿彌陀佛了。對也！謬也！后世人無從評說。
羊城某天，替人作嫁衣裳，一篇詮釋與觀點描述歷史的文獻類文字，要求查重率不能高于百分之多少多少；因為實在不知道其它作者寫了一些什么，手頭實在缺乏這種文稿的資料，就只有去泡圖書館，翻閱相關資料文獻。雖然網絡上也有了查重率軟件供人們自我調整，但那些文體如果真的與其它作者的作品相類似的地方太多，修改起來不亞于做一次開腸破肚的大手術，說不定還會再起爐灶，推倒了重來。
一如平常那般的攜帶一個大水杯，準備到圖書館慢慢地泡，一直到泡滿意為止。其實有些資料并不好找尋，結果卻翻到一本歷史洞見的德文漢譯本《西方的沒落》；作者為德國人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竊以為讀完了這本書，說不定還會產生某種靈感，讓文章寫起來駕輕就熟。不曾想還只是讀了一個大概，心中卻有了繼續搜尋中華文化這種意愿；就難怪人們調侃這世界上的事，什么都不怕，就怕鉆牛角尖；直到交稿的前一天晚上，思緒仿佛才從那些歷史深處轉回來；催稿的信息已發過來了，我回一個明天的陽光照在窗口時，就發過去的回復。
就一般人平常所能接觸到的歷史觀念，首先是農業革命提高了人類的生活質量，還因此產生了“階級”；只不過現實中農民們并沒有人們想象中的生活得更好。文字寫了一半，卻突然寫不下去了，因為思緒中跳出來一大堆世界歷史的信息，什么埃及艷后是埃及美麗的皇后，并且還是托勒密王朝的統治者。特洛伊木馬是一個沒有任何根據的故事；中國的諸葛亮，只是一個毫無背景的布衣；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就是個徹頭徹尾的謊言；拿破侖是矮個子；中國的紀曉嵐顏值比和珅高；愛因斯坦數學不好；我擱下筆，很費勁地梳理著這些從大腦中蹦出來的如同AI搜索的信息。竊以為如果真的想分清這些信息的真假，那就需要你認認真真地去重讀一遍歷史，分析歷史。一個人思想中歷史觀念的形成，很容易受各種因素的影響，包括教育背景、文化傳統、個人經歷等等。因此，在接受任何歷史觀念時都需要保持批判性的思維，并且還需要多方求證，以獲得更為全面和準確的認識。人類歷史的現狀是在不斷地探索與進步中，不斷地有新生事物出現的評價史；因為現實世界里，不斷地有人為改變歷史的新面貌出現，來佐證前人或者后人的觀念正確與否。或許正如人們所說，不是每一種觀點都可以叫洞見。
洞見是深植于道德信仰之中的歷史回放，能證明歷史文明的底層邏輯，就是道德原則，這些對于防止社會的倒退至關重要；這些觀念既囊括著權力因素的歷史沉淀，也是現實主義對事物的觀察、認識、理解與見解中的見仁見智。在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以史為鑒可知興替與以史為鏡可知國家興亡的觀念，說明歷史也需要照一照鏡子，讓所有的善惡美丑在它面前都無所遁形。
我們再回到《西方的沒落》所提出的研究人類歷史與文化發展的新學說上來，那就是比較文化形態學中的理論體系之延伸。作者認為這是在西方現代社會的土壤中所能產生的惟一新哲學；從這一世界歷史形態學的觀點出發，可以更好地審視人類歷史與文化的發展，為現時代的文化定位，并預測其未來的發展，認為西歐文化也已進人了無可挽回的沒落階段。
人們關注古代歷史與理解近代歷史的關鍵因素之一，其目的就是避免社會發展陷入低級的重復中；因此也將考古學的價值提升到了以物證史的高度，來彌補文獻資料的不足。考古的發現可以幫助我們證實或推翻已有的歷史認知，從而更準確地理解過去。
對于歷史的認知，一些人原本就不需要那么深刻；如果將真實的歷史故事的起源與現代特定類型的敘事相融合，用來解釋與探索現代社會學和人類學在某種程度上是否會左右政治思想的一些深層次思考，本來就不是人們以前所能接觸到的知識點。
所謂的洞見歷史，其實并不需要語言與文字承載，那其實是一種比思維更接近本質的覺知；用文字詮釋歷史，也說不清道不明那些沉淀得太久又太繁雜的過往歷史的局限性，其過程或多或少地都帶有一些爭議。歷史上的太平盛世，有被歌頌與認可的面；被戰亂與災禍破壞下的滿目瘡痍依然是歷史回避不了的點；因此人們所了解的歷史，除了有文字記載的點滴史料外，大多數會被動地接受口口相傳。
在現代人的眼中，一部傳統文化里的歷史，數千年仿佛一瞬間。那里有戎馬倥傯如離弦箭的崢嶸歲月，有一絹錦帛成載體的太平盛世；有松煙燃燼融成墨的文華，也有筆走龍蛇詠辭賦的深邃。那些歲月深處的尺牘，前有屈原作《離騷》，后有荀卿寫《賦篇》。有道是一坨礦石磨染青綠，一桿竹筆輕浸龍泉；東都落墨輕點牡丹，終成十三朝古都的世界文化名城。后來因為時局的變化，遷邑鎬京終成西京，然后繪出江山一抹千金不換。青花瓷筆洗，弄水波輕悠；那一年，一位絕世美眉，燈下鋪開月白毛紙，一滴石青透赭色，淺春嫩寒不侵夏，荷色青映在澄澈。
或許此刻你正蹀躞在窗前，放下心中的桃紅柳綠，揮筆則隨波逐流，并不在乎展翅高飛的主流思想，只在乎源遠流長的語言文字；其深邃之洞見，或透過竹簾飄進雨中，或花里清芬獨步樓前。月宮門后的庭院深幾許，薰籠暖香滯嬌若羞，綺麗瑞錦繪圖而造。回味古代人的“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習“六藝”者（注①），謂君子學識廣博，生存技能廣泛。能解決溫飽者，不承認自己為君子者尚能淺通“四藝”之琴棋書畫；普通人家則將其視為必修。有薄有產業者的后人，男者遵庠序之教，女流待字閨中，“以閨秀自命者，書畫琴棋四藝均不可少。”歷史上的這句話雖然出自清李漁《閑情偶寄·聲容·習技》，但是他所謂的“閨秀”，李漁自己也沒有說清楚究竟是“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古閨訓好，還是待字閨中必通“四藝”之琴棋書畫好。其實，現實世界里的文人墨客以及豪門閨秀，幾乎個個琴棋書畫樣樣精通。只是過往世界里，這句話又被拿來桎梏女性，倒是真的存在。
文化的正解，相對于經濟與政治而言，那是人類全部精神活動所帶來的必然。相對應人群而言，有一句很殘酷的規律，財富是文化的基石，你擁有財富的多寡，才是文化浸潤深淺的尺度。
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的《西方沒落》，雖然講的是文化，卻也是歷史的洞見；與施本格勒的《歷史深刻的洞見》一樣，也都探討了歷史哲學與道德文明以及那是文化的相關問題；在一個面積大約為1016萬平方公里的歐洲，其西歐、東歐、南歐、北歐和中歐五個區域中的幾十個國家，使用的語言卻有150種以上；只是后來歐洲人并不滿足已有的疆域與財富，就用掠奪指導其市民文化，將奴伇世界的野蠻灌輸給民眾；或許這種舉動正應了那句調侃人的話，強將手下無弱兵，強盜門下無好人。
侵略戰爭所帶來的后果，就是彌漫在普通人心中對于殺戮的熟視無睹。全民犯罪的例子很多，現階段的“美利堅合眾國”，就連老百姓也覺得將大炮對準手無寸鐵的外國人天經地義。戰爭可以將溫文儒雅變成噬血的魔鬼，其實那也叫做文化浸染，反向浸染而已。一個四分五裂的歐洲，近代只有靠聯盟來維持歐洲板塊上國家的平衡；人們并不清楚是什么導致歐洲只能保持聯盟，而不成為一個統一的歐洲，當然是歐洲缺乏文化的中央集權。現代歐洲，就類似于華夏民族秦朝以前的春秋戰國時期，看似水平如鏡，其實相互掣肘，各自為政。
公元前476年-公元前403年，奴隸社會的瓦解，導致群雄紛爭，勢力逐漸減弱的周天子，沒有足夠的威望號令諸侯，就形成了齊桓公、宋襄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王相繼稱霸的五霸春秋局面；據史書記載，春秋的242年間，有三十六名君主被臣下或敵國所殺，五十二個諸侯國被滅，其中，就有大小戰事四百八十多次。歷史上之春秋稱謂，源于魯國史書名《春秋》。
中國歷史上真正的中央集權管理，當然就源于秦王掃六合后建立的秦朝。后世“蕭規曹隨”，歷史不能假設，那個修萬里長城的秦朝所制定的中央集權以及下設郡縣的管理制度，讓漢朝包括劉徹在內的政權，有了成建制的法規制度的延續，維護大一統就有了文化依托。
一部中國歷史，如果沒有出自于陜西的秦國一統天下，還有秦始皇那一招被后世詬病的“焚書坑儒”，誰都不知道中華文明的延續會是個什么樣的結局。完成政治體制與文化一統，奠定了中華民族的文化根基，歷經風雨數千年而長盛不衰。天下歸心，秦王掃六合。秦國據陜西俯瞰中原，歷史上一些王朝傾向于在此定都的原因，就是陜西地處關中平原的區位優勢，其四面環山的地形使之易守難攻。逐鹿中原猶如猛虎下山勢不可擋；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情況下，其地理優勢為其都城的安全提供了天然保障。同時陜西位于黃土高原之上，擁有肥沃的土地和發達的農業，為建都立國提供了堅實的經濟基礎。秦始皇統一戰亂不斷的中原六國是一件奇功，天子揮劍指天下，將各諸侯國的富貴盡數遷徙到咸陽，其宏圖大略被喻為天命所歸。
就像時光不能倒流，歷史也無法復制，結合歷史讀英國人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似乎那些觀點還真的站得住腳。在亞當·斯密的提出《國富論》時的1776年，正是清乾隆41年；那時候的清朝還站在富有國家之列，中央政府“即朝廷”高度集權制度，可以保證財稅集中讓國庫豐盈。富國窮民的政策，導致的民眾是否貧窮與統治者沒關系的這種觀念，其結果就造成官商勾結為合法的必然，那么所有的民眾貧窮也屬于合法。
不寫歷史，人們就只能看別人寫出來的歷史；因此后人所掌握的知識，除了一部分是自己切身體驗與實踐以外，很大一部分來源于前人的記錄；是以讀書是不是獵奇，也只能各抒己見，也是個頗有爭議的論點。當然，讀書的人群中做學問者并不多，因此帶著觀點去讀書者也不多；所以讀書并不能成為議題，與一些人帶著學習的心態去讀書，所得出來的結論確實千差萬別。因此，我們常說的開卷有益，是求知者選擇的必然。
繞了一大圈說到了讀書，只想說，如果想了解歷史的過往，我們只能通過讀書。因為歷史我們不得見，就只能從文字記載中去獲得。開卷有益的語境，出自于陶潛《與子儼等疏》中的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
不做學問者，即使看完了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也沒耐心去斟酌思考；如果財富長期控制在一小部分人手中，對于文化發達與社會公平正義所帶來的負面影響這個問題，古老的說法就是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就現代人的說法，就是你這人吃飽了撐的。中國社會自秦始皇“立憲”實行郡縣制始，自漢唐至兩宋，直到元明清，除了早期政權需要穩定來之不易的天下，一般都會實行封王以安撫同姓的權宜之計，最后再通過政策變通來一步步削弱分封王的權利，達到鞏固中央集權的目標。
因此，中央集權，是所有為政者的不二選擇。并不像美利堅實行的三權分立的聯邦制；立法、行政、司法分別由三個機關獨立行使，并互相制衡。立法分部門負責制定法律，歸于美國國會，美國國會由參議院和眾議院構成。其目的是想用相互制衡達到廉政，其結果是碰到事情了卻相互之間扯皮。
在華夏古文明中，中央集權一直就是中華古文明的政治核心制度，同時也是保持文化獨立性的根本。即使改朝換代，后面的朝代為了證明自己的正統性，一般都會延續上一個朝代的部分制度，那就是一種間接地文化傳承，也是中華文化之所會成為世界上唯一數千年不曾中斷重要因素。
一些人總愛附和西方人的宣傳，說中央集權的威權制度有這樣不好那樣不好的毛病；其實這些現代人并沒經歷過那種文化不發達，社會制度并不健全社會的混亂不堪，自然就無法理解古代政治家們之所以推崇中央集權這種政治制度的優勢所在。雖然集權制度很容易讓那些站在社會頂層的人，視自己的作威作福為合法擁有；但人們應該明白，無論哪種社會，從來就不會有絕對的平均；即使現代社會，有的人通過能力獲得地位以后，其退休金可以拿到一萬多；而有的人卻只能拿幾百塊錢或者根本就沒有。通過起點高階獲得的政治資本，同樣被現代社會所認同，無論何種政治制度，等級分明是常態，掌握政權者合法奢侈富貴，普通人俯首稱臣也天經地義。
人類作為這個星球上唯一有思維能力的生物，在沒有深度“教化”以前，社會默認一些貴族豪強都有其生殺予奪的權利，至于社會上層何如修己以安百姓，一代代的文化人與統治者曾思考過這個問題，最后只能默認威權統治，不然就是一個亂紛紛的社會。
華夏民族最原始的教化形成于西周禮樂文化，后世將禮樂文化凝煉與升華到了為社會政治服務，則是從孔子的仁學開始。孔子的仁學格局即為修己以安百姓。其意思是如何使統治者自覺修為，以禮安百姓，便衍生出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好之則體安之，君好之則民欲之。君以民存，亦以民亡。也就是現代人心中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政治理念的早期認識。
城堡曾是奴隸社會的政權象征，后來演變成城市中心；中國的奴隸社會后期，就開始有了政權；從公元前21世紀夏朝建立開始，到公元（前221年）秦嬴政統一中國結束，歷時大約1600多年。隨著石器發展以及金屬工具的出現，其生產力得到進一步發展，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讓社會產品除維持人們的生活必需以外，開始有了剩余。
剩余產品的出現，為一部分人擺脫了繁重的體力勞動，專門從事社會管理和文化科學活動，從而促進了生產的再發展；另一方面也為私有制的產生創造了條件。同時也出現了最早期的管理階層，管理者就是統治階層的基礎。
當然，奴隸社會也有政權，只是與后來的王朝政權的制度不同而已；更與后來的皇權朝廷是完全不同的政權模式。王者指自身修養和智慧，以及能力高及常人的統治者；直到后來的皇帝，成為“奉天承運”的最高管理者。在那個人人夢想著稱王稱霸的時代，這種政權結構是維持社會正常運轉的穩定器；其副作用就是制度僵化，老子天下第一，老子說了算的中央集權。
秦王六合，嬴政統一天下建立秦朝，為中央集權制度下設郡縣制創造了條件，進而成為秦漢以后地方政治體制的范本，帶領著中華民族歷經幾千年的歲月風霜，完成了民族自治與文化延續這兩項歷史使命，讓中國的民族文化與中華民族的主體政體得以延續幾千年而依然保持其純潔度，即不依靠外部勢力，也不依附于任何外部集團的獨立自主文化；這也讓中華文化文明成為人類歷史上唯一僅有得以延續數千年未曾中斷的自有民族文化奇跡。
《歷史深刻的洞見》的作者施本格勒認為西方的沒落，首先是思想的承載源出了問題，也就是文化出了問題。這種觀點的本身就屬于歷史洞見。顛覆了長久以來的西方中心論，不認為歐洲模式的正統性，也不認為其模式是所有民族的必然模式，而最多只是諸多可能的模式中的一種。同時認為各民族的文化并沒有什么成規，不見得非得要按照歐洲模式按部就班；其文化與制度就如同有血有肉的生物，也要經歷其生老病死。還認為西方文化已經走到了它的暮年，最終難逃其沒落的命運，其觀點大膽且新穎。而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則認為，隨著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加速發展，西方社會中的精神生活日益貧瘠，人們失去了對傳統文化的敬畏和尊重，導致社會道德和價值觀的崩潰；因此認為西方文化已經走過了其黃金時期，正在逐漸地走向衰落。
如果將歐洲與中國的面積與人口相比較，其總面積與中國較接近，人口卻比中國少了約6億多，散落成四十幾個地區國家；文化與語言并沒有如中國一樣有統一使用的官方普通話，再加上各國之間發展的參差不齊，說歐洲包括文化未來逐漸地走向衰落，并沒什么問題。
當然，洞見指的是對事物的本質與真相有了深入的認識和理解。洞見歷史，則是對歷史的一種特別解讀，或許，還是一種對于歷史的獨特解讀。西方人固執地認為華夏民族的文明史，并沒有歐洲板塊上的文明社會那樣繁榮富強。先不說遠了的歷史，就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后，其對內對外政策的延續，包括疆域的沿革，政區的演變，民族的分布，和平與戰爭年代的政局穩定，交通狀況的發展，以及滿足人民不同需要的民生政策等等措施，全都是那個四分五裂的歐洲所不具備的常態；假以時日，這些屬于現代文化的一部分，必然會成為人類歷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卻依然有著西方社會所無法比擬的平和與平靜。
因此，我們今天所說的歷史洞見，就在于紀實其滄桑歷史，就在于致敬歷史上所有為中華民族作出過卓越人們，從而展現其時代人文的本質內涵，對于研究與書寫歷史片段極有教益。
歷史的文化觀念，是一個時期的某一階段，人群對文化問題所持的態度和看法，或在某一文化事象里所表現出來的意識形態，諸如價值觀、審美觀等等，也是人們對于世界觀的理解和表達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社會歷史的文化積累和道德傳承；同時，也是人類人文精神的集中體現，因此，那就是“洞見”。
注①，六藝，指中國周朝貴族教育體系中的六種技能，即：禮、樂、射、御、書、數。中國周朝的貴族教育體系，開始于公元前1046年的周王朝，周王官學要求學生掌握的六種基本才能。琴、棋、書、畫為四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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