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中國人的飯碗，有兩種完全不同的存在形式。一種是城市人的飯碗，里面裝的是靠國家提供的商品糧；一種是農村人的飯碗，里面裝的是自己面朝黃土背朝天種植出來的糧食。這兩種飯碗，前者旱澇保收，風吹不到，雨淋不著；后者聽天由命，土地里求財，收多少吃多少，實在收得少了，有條件的地方就種瓜吃瓜，種豆吃豆。沒條件的農村，就挖野菜，補種青菜白蘿度春荒。
說到春荒，很多人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中國的農村幾千年的單干耕種模式，并沒有產生抵抗糧食不足的機制，正常年景，一年的收獲只能維持十個月左右，還剩下一個月到兩個月的日子，就靠平常節約省一點糧食，來維持春節以后，冬小麥沒收割以前的糧食缺口期，歷史文化上叫做度“春荒”。可想而知，度“春荒”的這個期間有多艱難，對于缺少糧食，人們已默認了必須忍受之常態，但沒有糧食的窘境很難讓人心平氣靜。
新中國成立后，***通過把農民組織起來，用集體的力量來抵御那種缺吃少穿的生存環境，因為人們都曾經歷過舊社會的糧食短缺，認為只有組織起來的集體力量，才有解決鬧“春荒”的辦法。事實上解放以后的集體化確實部分地緩解了糧食短缺的現象，但由于當時生產力的局限性，再加上每畝產量偏低，始終沒有徹底地解決糧食欠缺的現象。當然，這些現象大多數只是發生在中國的人口稠密區域，中國國庫中的糧食儲備，建國后的幾十年庫存依然充實，依靠的是大型國有農場與幾大平原的豐產區，那些都屬于戰備物資，不到萬不得已絕對不會開倉放糧。
中國的城市與鄉村，這兩個社會最基本群體的經濟狀況與生存環境，一直就存在明顯的差異，曾被國家承認為短時間無法改變的城鄉差別。我們暫不說思想觀念與生活意識上的距離，單就吃飯這個日常生活，兩者之間就存在許多不同。
在計劃經濟時代，城市人口以大多數為商品糧戶口，當然也有部分排除在這種福利以外的勞動者被稱之為邊緣人口，這些邊緣人包括一些農村嫁入城市的女性和其它因素遷進城市人口。其食物來源依靠政府發放的購糧證，或糧食供應票獲得糧食。由于政府的政策始終向城市傾斜，城市人口從心理上就有了某種優越感，包括穿衣吃飯，包括社交習慣與文化層次，都顯示出城市人與農村人之間的隔膜。
曾經有朋友給我們描述了與城市親戚之間的過往，一副城市人可憐農村人的典型。朋友的姑媽在城市，住的房子是單位分配的福利房，兩室一廳一廚一衛，在那種時代還算過得可以的家庭。朋友那時候剛進入農電部門上班，已不算純脆的農民，但朋友姑媽在吃飯的時候用了一個很大的飯碗盛了一碗滿滿的飯端給朋友吃，本來朋友的姑媽是出于疼愛，擔心吃不飽不好意思再添飯。朋友說那個飯碗也太大了，心里除了尷尬還是尷尬。那一碗飯根本就吃不完，但姑媽一家人一個勁地勸朋友，一定要把那一碗飯吃完了，再添一碗飯，弄得朋友以后好多年都不敢去姑媽家做客。這就是城鄉差別典型的例子，城市人看農民的眼光與態度，就源自于城市的優越性。
其實那就是事實存在的差異，鄉村生活的實質就是種糧食，最大的產出價值也是去除口糧以后的糧食的剩余部分的市場價值。其實農民的糧食余剩并沒多少，土地寬擴的鄉村糧食產出的剩余價值還可以勉強維持開支，內地人口稠密區域因為人均土地量少，糧食幾乎沒有剩余，生活就有點捉襟見肘了。
生產糧食有其季節性的忙與閑，農忙的場面可以用面朝黃土，背朝天來形容其艱辛：“足蒸暑土氣，背灼炎天光。”其勞動生產的過程，我們可以重溫白居易的《觀刈麥》里“田家少閑月，五月人倍忙；夜來南風起，小麥覆隴黃；婦姑荷簞食，童稚攜壺漿；相隨餉田去，丁壯在南岡.......”。白居易不是農民，但他始終關注著農民群體，也間接地關注著飯碗這個民生問題。比較起許多頹廢“文人”們所謂的矯情文風，更值得人尊重。
城市人口有飯吃，得益于城市健全的生活保障體系，得益于政府對于城市的常年投入。我們從唐代的詩中就可以看出，鄉村勞動生產中的吃飯，并無規律可言。農忙時吃的飯菜可以簡單隨意，或者可以送到田間地頭去吃。閑了可以一覺睡到日上三竿沒人管你。單干的閑散與集體的組織紀律也是造成城鄉差別的另一種因素，中國農村人的國家意識就源自于曾經的集體化道路對于農民的約束所產生的積極效應。
首先是農民的覺悟，組織起來的農民除了保證生產糧食，保證飯碗里有食物，更大的改變就是國家提倡的掃盲識字。新中國剛剛成立的時的農村，文盲率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能寫出來自己名字的人并不多。我的上一輩人中父母親都曾全身心地投入到了這個偉大的運動中，在夜校教掃盲班，上課一個字一個字地教掃盲人員，比教小孩子還費勁。自費辦識字班，目的就是力圖讓更多人學到知識。讓普通的農民們了解，只有知識才能改變命運。那一代知識分子心中，沒有現代人心中的唯利是圖成分，并且深深地知道要想改變中國落后的面貌，需要所有人的付出，認為自己的付對于國家的進步與繁榮富強來說微不足道。
中國社會里的其它群體，由于歷史的原因，城市人口的規模并不足以滿足社會需求，其人力資源全都派生于鄉村，或者說士農工商都來自于農村這個社會單元。農村人口基數大，農業生產的收入無法滿足生存的需求，自解放初期開始，農業人口中有一定知識的人口流向城市就成為了發展的必然。所以，當年的人們都知道教育與掃盲的重要性，接受知識才是促進社會進步的主要方式。只有接受教育的人口達到了一定程度，利用工業新技術促進農業生產的發展才能實現。
歲月跨過幾十年，農村除了糧食基本滿足了溫飽，飯碗終于有了一定的保障，但城市的吸引力依然存在，農業人口流向城市的步伐就馳入了快車道；與幾十年相比較，現代農村進入城市謀生的人口大多數為青壯年，留下來的中老年等弱勢群體，就只能依靠有限的土地里種點糧食維持生計。是以人們認為發展大農業就需要有知識有能力人回流到農村，才有可能擔當起農業發展的重任。
中國農村土地的改革，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新中國剛成立時的土改，那是徹底的打破舊中國土地資源分配不公的一次大革命。分田到戶讓廣大的農村農民們真正的翻身解放，那是一次驚天動地的運動。我的父輩曾是土地改革時參與其中的干部群里的一員，曾有幸聽過一些農民分到了土地的講述，那些動人故事對于我們認識那一段歷史很有教益。后來父輩們參與到了農業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的過程，更多的信息源自于我們從那些超過了保存期的資料與文件中略窺到一二，才了解那些變革帶給中國農業農村具有多么大的影響與促進作用。
第二次土地改革，就是上世紀七十年代的家庭聯產責任制，由大集體改革為包干制的單干。吃了幾十年大鍋飯的農民，突然覺得自己擁有了土地使用權，自己的土地自己耕種，自己產出的糧食自己支配，似乎覺得生產勞動是為自己謀福利，所以，干勁十足，對于耕種土地的投入也有了自主權，農業生產的積極性確實給調動起來了。
這個第三階段的土地流轉，目前還是試行中，能否讓人我國的農業騰飛還有待繼續觀察。現行的農村基本經濟制度是“土地村民集體所有制”和“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從糧食安全的角度看，農村基本經濟制度包含著三大優點：一是利于發揮村民集體優勢，加強農田水利基本建設；二是可以有利發揮家庭經營優勢，增加土地單位面積產出，并且以糧食生產為主的家庭糧食自給份額較大；其三是有利于發展合作農業和集體農業，在不減少農產品產量的同時把更多農村勞動力從土地上解放出來。最近30年，勞動力不斷從農業和農村流出，而糧食等農產品產量在不斷增長，充分證明了我國農村基本經濟制度對于保障糧食等農產品安全和促進城市化建設，促進工業化都收到了實效。
未來，堅持這個基本經濟制度，對增加糧食等農產品產量和促進城市化、工業化依然有重要意義。我們截取一則報道，展望未來農村的發展趨勢，讓糧食生產擺脫國有模式，依舊走曾經被父親了集體主義道路。2008年3月河北東光縣古樹于村成立了資金互助社，每戶出資500元入社。互助社成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集中團購農資，一畝地（兩季）肥料便宜150元/年。互助社做的第二件事是幫助農戶承包地向互助社流轉，將村民從土地上解放出來。互助社成立前，部分農戶之間相互都有零星的土地流轉，350元/畝。現在流轉給互助社，底價500元/畝，若年底付錢，按“500元/畝＋利息或分紅”的價格結算。不到兩年時間，全村165戶、760畝耕地入社，在村委會的支持下，經過互助社重建水利和土地整理，耕地變成了890畝，增加了130畝。互助社還購置了大型農機具，全村85％的勞動力離開土地經商辦廠或外出打工。不僅糧食產量增長了25％，全村人均純收入也由4000多元增長到了9000多元，此外，互助社兩年積累40多萬元。全國農村只要堅持“經濟經濟制度”不變，走東光古樹于村互助合作之路（不考慮其他因素），我國糧食產量在5－10年內再增長10－20％，應該不是問題。
現在很多人討論糧食安全問題，還局限在糧食夠不夠吃的層面。其實，未來中國的糧食危機并非糧食增產速度趕不上人口增長速度所致。中國的糧食生產能力和潛力，足夠養活16億人，甚至更多
新中國成立以來，人口增長了兩倍多，糧食產量也增長了2倍多。除極少年份外，中國一直是糧食凈進出口國。未來的數十年，中國人口峰值不會超過15.5億，但中國通過農業技術進步、土地整理、土地改良、裝備農業等等措施，再增加3億人的糧食應該不成問題。如果按照16億人，人均800斤算，8億畝“噸糧田”就足夠中國人吃飯了。
現在的中國農業，未來糧食核心危機，一是現存農村基本經濟制度被人為地瓦解；總趨勢是虛化土地村民集體所有制和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制度。現在各級政府一直在鼓勵資本下鄉整合農村資源，發展資本集團主導的現代農業。
資本集團兼并農民土地，主導農業現代化，會打破以糧為綱這個界限，有可能資本控制的農業并不愿意生產糧食。即使愿意生產糧食，大資本農業的單位面積產量也會大大低于現行保持的單位面積產量。
對于十幾億人口的中國，資本主導的農業食物安全充滿更深層次的危機。（續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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