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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是一條長河，承載著人類所有的酸甜苦辣，一路洶涌澎湃，逶迤而來；每一個浪頭，都有一個故事，每一次回旋，都會留下余韻。今天我們將目光投向時光深處，管窺到歲月的某一個點，在那幾千年的人世塵煙里，沒有工業生產，農業生產就是生活的主要活動。  
農業生產從原始的刀耕火種，逐漸地進步到翻土種植，雖然有一些進步，但人類的飯碗卻始終處于朝不慮夕的狀態；直到實行井田制，（八家為井而有公田，九夫為井而無公田的田畝系統）完成了土地國有的“井田制”制度，使得人們有了固定的田畝，民眾有了維持生存的手段，國家趨于穩定，為中華文明的發展與延續創造了有利條件。

古代的土地國有，最早見于《谷梁傳·宣公十五年》：“古者三百步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井田制有很多制度，但大方向還是國家所有制。分給私人的土地私人也只有耕種權，產權國有化，其實那也是一種古老的社會主義萌芽，因這種潛意識，直到今天都沒人承認其存在過。古代土地的穩定，標志著民眾飯碗的穩定。只是這些古代生活的浪潮，所掀起的宣囂早被流光掩埋；僅存的一點點回蕩，消失在土地再次私有化帶來的動蕩不安里。幾千年封建強權對于土地的兼并，讓一部分人成為擁有土地的官僚資本，一部分淪為土地的租用者，農業生產資源的分配不公，導致社會兩極分化，也就是這種貧窮與富裕的差異，才是中華民族長期落后的開始，既沒有驚醒后世，也喚不醒后來者。

歷史早已沉寂于人類的無為中，需要的就僅僅只是有人去揭開那一幅圍幔，揭開那一幅中華民族無限輝煌的畫軸背后，普通人與政權更迭，與戰爭割據相依相存的恐懼。一部農業發展史，就是人民在饑餓與貧困中謀生存的心酸史。
其實我國古代的農業生產水平一直領先于世界，正常年景基本可以維持自給自足。相較于現代農業，傳統的農業生產包括種子肥料，種植技術等與現代農業自然不在一個層級上，即使生產條件再怎么惡劣，生產技術何等的落后，中華民族的先民們的勤勞與智慧，所創造出華夏幾千年綿延不絕的文明，一直璀璨在世界的東方。
落后的農業技術，并不完善的農田基本建設，是古代中國糧食產量無法保證人人都有飯吃的根本原因。據史料記載，戰國時期每畝單產大約232斤，漢朝264斤、唐朝334斤、宋朝381斤、明萬歷年約458斤、清朝康乾年間約為441斤，后來直到民國都沒有超過畝產200斤。正常年景的糧食產量還可以基本滿足生活的需求，如遇災害就會出現大面積饑荒。

例如：隋開皇十四年（594年），關中酷旱，夏糧幾乎顆粒無收。因為運糧不便，困在長安城的隋文帝不得不帶著臣東移洛陽城找飯吃。連“天子”都沒飯吃，何況底層“草民”。西北歷來苦寒，夏糧不豐，冬天更難度過。隋以前沒有修建大運河，江南吳越充裕的糧食無法北運，西北方人的飯碗無法保障，是造成其經濟中心有逐漸向江淮地區轉移的起因。正是通過大運河輸送江淮的糧食和財賦，才確保定都在關中的隋唐兩代帝國政權正常運轉。隋朝的衰落并不全如歷史評價的那樣是因為修建大運河，一個時代的終結終究有其內在與外在的成因，也有其在歷史演變中碰到不可抗拒因素的必然。

沒餓過肚子的并不知道沒飯吃有多么難受，古老中華的帝都城市，自西周始就一直在長安與洛陽一帶來回移動，其作為中國的政治經濟中心歷時兩千余年。隨著時間的推移，加上人口的不斷增加，關中地區的糧食供應卻已經無法解決當地人的溫飽。以西漢長安城為例，當時長安城的人口只有25萬人左右；到了盛唐時的長安城人口高達超百萬，已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隨著人口日益增多，可耕地卻越來越少了，不外調糧食，根本不能保證京都有飯吃。據《舊唐書》記載，從洛陽<含嘉倉>注① 轉運糧食進入陜西，1石糧食就需運費五百文。早期長安城每年運糧20萬石，就需要運費10萬貫；（10萬貫，換算成現代貨幣，相當于50億人民幣）。而關中地區在高峰期糧食缺口達 400萬石，僅僅從洛陽到陜西一帶的運糧費，就需要200萬貫，這種沉重的經濟負擔使得大唐帝國不堪重負，而官吏為了催促運糧更是驅使百姓，使得民怨沸騰。唐高宗李治去世后，掌握權力的武則天于683年至705年的22年間，就有19年的時間一直住在東都洛陽，其主要原因是洛陽更加靠近江淮等糧食主產區，沒有漕運之苦。

歷史上糧食產量過低，是吃不飽肚子的主要原因。據史料記載，戰國時期每畝產量約232斤，漢朝畝產量約為264斤左右，唐朝的畝產大約334斤，宋朝的畝產大約為381斤。扣除本身消費，每個糧農應向社會提供;明朝每畝產量約為458斤，到了康乾盛世的產量大約維持在441斤一畝左右，嘉慶皇帝時畝產量一下子就下降到了約121斤一畝，到了晚清、民國每畝地的產量更少。
不斷地改朝換代，如風一般刮過的戰爭與殺戮，讓一個封閉的世界只能依靠自給自足。其制成品如大米，小米、面粉、玉米等作物存量有限，遇到災害，就只能補種紅苕、白菜蘿卜之類的塊根作物維持生活的最低要求。所以，中國人的飯碗里裝的食物一般都以自己生產的植物性原料為主，收了什么就吃什么。一餐飯必須配上白菜蘿卜類的蔬菜，就叫做家常小菜吃飯，盡管簡單，吃起來依舊香噴噴，想起來就幸福滿滿，生活原本就是這樣的很容易滿足。如果普通人家有客人來，雖沒有雞鴨魚肉待客，能吃上一頓家常便飯，已經是天下太平的美好時光。
節簡曾被認為是中國人的美德，不外乎貧窮所帶來的物質匱乏；有此美德，想起來心里就不是滋味。一個封閉落后的社會，任何人的飯碗都端不牢。飯桌就成為了人與人之間，親戚與親戚之間最大的交流平臺。因為重視吃飯，就派生出許多規矩，比如吃飯時嘴巴不能有聲響，吃飯時如果手不扒著飯碗，就寓意以后的飯碗不穩定；做客時伸向菜碗的筷子前端不能張開太大，否則就是沒教養，沒禮貌。那些年月我常聽高堂給姐妹們上課，其中就有看菜吃飯的教誨。這些與吃飯相關聯的規范，讓人覺得那就是廟里的和尚才應該遵守的清規。所以我們無論身在何方，最忌諱的就是大吃大喝；同時還適應了菜肴簡單的飲食習慣，碰到條件不好的時候隨便吃點什么都行；或者一桌子食客，只有簡單的菜肴，就需要看菜吃飯。
所謂看菜吃飯，就是看情形處事。這個語句經過若干年的演變，與量體裁衣連在一起，就賦予其積極的意義，引申出來我們無論做什么都要看情形來辦理。也變成中國人的一句口頭禪，且帶有唯物論觀點。我們既要盡最大努力做到好每一件事，又要切實量力而行；總之一句話，做什么決定都一定要“看菜吃飯，量體裁衣。”。曾幾何時，我們只能“看菜吃飯”，因為生活并沒有冨足，幾乎所有人用餐，都依此為準則。
現代中國人的膳食結構與飲食品種，依地域不同而略有不同。南方人一般以大米飯為原料煮粥蒸飯，配以炒菜加湯佐食，講究大盤小碗菜湯齊全，烹飪過程講究蒸煮煎炸黃悶清燉。或四盤兩碗一蒸籠，或八碗兩燉一火鍋。北方人因為生性豪爽，也因氣候土壤種植作物的因素，除了喜歡大魚大肉大燉鍋，還喜愛煎餅饃饃肉包子。常常是一群人圍著一個大鐵燒鍋，大塊吃肉大碗喝酒大快朵頤。隨著時代的變化，現代的南方北方人們宴請餐桌上的菜肴已經基本趨同了。
由飯碗演變成的飲宴禮儀始于周公，《禮記·禮運》載：“夫禮之初，始諸飲食”。秦承周禮，漢襲其精，漢朝作為我國歷史上最輝煌的時代之一，對于包括飲宴禮節在內的禮節文化的成型，起到了承前啟后的作用，奠定了中國多元的民族飲食文化的基礎。其實，最早出現的食禮，與遠古的祭神儀式直接相關。后來為了便于調節日益復雜的社會關系，食禮開始逐步由人與神鬼的溝通拓展到人與人的交際中，并成為千百年來一直為人們一直所尊崇的精神思想。
 古老的民俗里，大家聚集在一起，一般都叫做吃飯，而不叫用餐。用餐，由進餐演變而來，指進奉食物。《禮記?曲禮上》：就記載著“凡進食之禮，左殽右胾。”
一日三餐，米面為主，是中國人千百年來養成的生活習慣。除了應酬，普通人的生活谷物的成分約占生活的60—70％，副食即菜肴約占25—30％；零食包括小吃、糕點、糖果、炒貨、飲料等，約占5—10%。這種“三分法”的飲食結構特點，幾乎成了除幾個少數民族之外所有中國人的飲食模式。
 隨著中國的經濟總量的增加，所發生的社會巨變也讓飲食與健康之間的關系出現了改變；改變的不僅僅口味，還有飲食結構的深層次變化，讓保證吃得飽的觀念，逐漸地演變成吃得好與吃得更好。
 生活的精細程度，首先出現在食品的品種與品質向好方面，也讓人們對于飲食的要求提出來更高層次的要求。為了改善飲食結構，飼養畜禽肉類與水產養殖就成為了必然。增加飼養畜禽肉類，增加水產品養殖，就等于增加了糧食的安全性，擴大了糧食增收渠道為導向的現代農業，才是改變我們飲食結構的開端。

這些改變，就是一次飯碗的大變革。（續其四）

 注①：<含嘉倉>,是用作盛納京都以東州縣所交租米之皇家糧倉，位于河南洛陽老城北、隋唐故城東北部，始建于6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