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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碗始終與世界安寧相關聯，也與一個國家的糧食儲備相關聯。舉一個例子，前不久，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公布的了一份報告，在俄烏沖突以及疫情的沖擊下，2023年，英國預計將成為七國集團(G7)中增長最慢的經濟體。
 俄烏沖突仍在繼續，疫情這個幽靈還在世界上游蕩，可是英國們的經濟又增長乏力，糧食短缺與飛漲的能源和食品價格，已經使數百萬英國人陷入到了更深的經濟困境中，初步估計并不只是英國一家“米店”無米。西方人的繁榮是一種虛假現象，是一種由金融資本抬起來的繁華。越有錢的人越能享受繁榮帶來的紅利，對于許多低收入家庭和老年人以及無家可歸者來說，只能靠食品銀行發放的食品來勉強維持生存。如果這種情況出現在中國，肯定會會成為美西方人抹黑中國的話題。

 也許，人們早經忘了2008年的那場世界性的糧食危機。自2005年12月開始至于2008年的全球氣候異常，使得許多國家和地區的糧食歉收。按照世界糧食專家當年的測算，估計全球將有近1000萬左右人的糧食缺口。全世界總共就60億人，卻產生了1000萬人的糧食供應缺口；結果國際小麥的價格從300漲到1330（單位：蒲式耳/美分）漲幅3.4倍，國際玉米價格從185漲到758，漲了3.2倍。而同期，中國國內的糧食價格，只上漲了0.7倍，遠遠小于國際漲幅。那場危機里，中國充足的糧食儲備，打了一場漂亮的攻防戰，讓大量涌入中國境內的投機炒作資本鎩羽而歸。

世界所有的戰爭與災禍，首先會影響到物資領域的流通，必然會產生難民潮與饑民，食不果腹就成為了永遠都不能回避的話題。對于許多不愿意存糧的城市居民來講，家無隔夜糧是常態；如果米店無米可賣，所有人都只能喝西北風。所以，糧食儲備就顯得尤為重要。
 一國的糧食儲備，就關乎民眾的飯碗端得是否牢固。國家儲備糧食的目的就是防備發生社會動蕩：其一，不可預測的自然災害造成的糧食欠收；其二，大規模的傳染性疾病引起的恐慌造成糧食的搶購；其三，無法回避的戰爭帶來的糧食緊張。因此，儲備糧就可以在碰到大災大難時用來賑災、穩市。雖然因為各種原因中國儲備糧的具體數量并未公開，不過根據國新辦發布的《中國的糧食安全》白皮書顯示，2018年中國的糧倉總容量已經達到了9.1億噸，如果滿倉，14億人均可擁有560公斤左右糧食。

據文獻記載，我國如此龐大的糧食儲備，曾經受住了1991年淮河流域大水災，經受住了1993年開始蔓延的通貨膨脹，以及1998年的特大洪澇災害的檢測。還度過了如2003年非典，2008年南方冰雪災害和汶川特大地震等等非常時期。因為糧源充足，常抓不懈，中國在多次世界糧食危機面前依然保持著糧價的總體平穩，確保了民眾的飯碗安全。真正做到了手中有糧，心中不慌；一次次化險為夷。
中國人的糧食儲備意識由來已久，早在漢宣帝五鳳四年（公元前54年），當時的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就提出建設“常平倉”制度。其操作過程就是“谷賤時增其賈而糴”，“谷貴時減其賈而糶”。一“糴”一“糶”兩個字，顧名思義：入米曰糴，就是購入糧食；出米曰糶，就是賣出糧食。翻譯成現代語就是市場上糧食過多，糧價過低時由國家出面以較高價格大量買入，保證不讓農民虧本引起減產，打擊糧商囤糧，這些余糧進入常平倉。在荒年糧價過高時，國家就拿出常平倉儲存的糧食以低于市場價出售，打擊奸商保護百姓。這個思路，其實就是經濟學里基本的供求關系原理。
  這一制度使得國家糧食戰略儲備與市場糧價的平抑同步進行，同時避免“谷賤傷農”和“谷貴傷民”。其過程有保護農業生產積極性作用，也間接地建立起相當數量的國家糧食儲備，聯帶著把糧食的安全生產，糧食的供給平衡以及糧食的消費差異這三個問題一同解決了。“常平倉”制度，是中國古代人智慧的結晶。

現代中國的戰略性糧食儲備，起源于毛澤東主席提出的“深挖洞，不稱霸。”，他針對當時不斷惡化的國際形勢，提出中國必須要保證基本口糧的自給自足；除了擴大農業生產，還必須優化國家糧食儲備，鼓勵地方政府儲糧備荒。當時的糧食尚處于自給不足的狀態，但即使勒緊褲帶，也要做好戰略儲備。從一天省一口，一年省幾斗里存儲，從厲行節約，反對鋪張浪費里存儲。鼓勵部隊種糧開荒，種菜養豬，減少財政負擔，留錢買糧食充實國家儲備。
 在那些特殊年代，中國政府為了老百姓的飯碗，能想的辦法都行了，能做的工作都做了，目的就是維持生活的最基本水平。為了減輕城鎮常住人口的糧食壓力，動員機關單位人員下基層，下農場農村，到后來作出依然讓許多現代人詬病的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上山下鄉都與糧食問題相關聯。那是國家糧食的增長速度，跟不上人口增長速度，養不活那么多人的無奈。我有一位在團中央工作長輩，在國家糧食最困難時期，響應黨的號召，報名去了攀鋼，幾十年后又轉調到上海寶鋼；閑暇時常聊于往事，感嘆自己現在的思想境界還不如當年那般的意志堅定。能放棄機關工作，愿意到基礎去鍛煉的人們需要有一定的勇氣與毅力，而且還是自己報名，可見糧食的窘迫是一個原因，有做主人翁的精神品質也很關鍵。

全球化的今天，糧食與能源以及金融這三大領域，一直被資本國際視為可操作的戰略武器，具有高度風險與不可控性。對于一個發展中國家而言，中國的糧食既是一種戰略資源，也是是保障國計民生，關系社會穩定的壓艙石。做好糧食儲備，除了能為糧食供給做后盾；還是政府平抑市場糧價的杠桿；在某些關鍵時期，政府可以拿出一部分糧食投放市場，用以控制住糧食價格的不規則攀升。

目前中國的儲備糧中大約百分之七十屬于稻谷、小麥等原糧，此外還有大米、面粉等成品糧；不過這些糧食的存儲時間也有一定的限制。根據《中央儲備糧油輪換管理辦法》，幾億噸儲糧每年都會有30%左右需要輪換更替，即每年購入符合質量和食品安全標準的糧食，同時將接近或達到儲存期限的糧食銷出，以保證儲糧符合食用。一般稻谷和豆類的最長存放年限分別是3年和2年，小麥在北方可以存放5年，玉米最長3年；如果有存放時間實在太久或是不達標的儲備糧，則可以用作動物飼料或工業原料，絕對不可能出現在餐桌上。國家儲備中，同時也儲備一定數量的食用油、食鹽、糖、牛羊肉、豬肉。如果有需要還會相應地儲備一些活豬，但儲備肉的規模不大，只是作為緩解市場短缺的應急儲備。
早在春秋時期齊國的管仲所著的《管子》中，就有這樣的論述：“不生粟之國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意思是治國首先你得發展糧食生產，不生產糧食的國家注定會滅亡，生產的糧食剛夠吃的國家只能稱霸，只有生產糧食還能夠吃不盡的國家才能笑到最后。當然，要實現“吃不盡”，那當然就得靠儲備糧食了。其實，耿壽昌的常平倉制度，還可以追索到楚國的范蠡和魏國的李悝兩位改革家提出了“平糶”和“平糴”的理論，其常平倉理念可謂一脈相承。所以，可以看出這種“吃不盡”的制度并非漢代才有，也不是耿壽昌的獨創，其歷史基礎也源自于歷史上的有識之士們也懂得手中有糧，心中不慌的道理。

中國自古就是一個以農業為本的國家，清楚知道民以食為天，國以糧為本重要性。但是古代農耕技術又不發達，經常是靠天吃飯，同時糧食產量又很不穩定，鬧饑荒是司空見慣的常事。我們從西漢初年著名政論家賈誼的“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的論斷里就可以看出，儲備糧食已成常態，還是國計民生的重中之重。

中國人的糧食自給自足，以及糧食儲備觀念，除了有糧食供應的安全考慮，同時也是一種弱者的“防守”思維。如果中國的經濟總量繼續強大到誰敢與我對壘；軍事力量強大到誰敢與我挑戰；國力強大到誰敢對中國進出口糧食進行封鎖；強大到中國也有能力震懾某些國家；那么中國就有更高維度的糧食安全保障，那才是中國所要達到的最終目標。

  《注：蒲式耳，(英文BUSHEL,縮寫BU)是一個計量單位。（單位換算：1蒲式耳=4配克。1配克=2加侖=9.0922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