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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的文章風骨與才情，是天真、率直、單純、適用，真性情，是為人生的--題辭.微塵陌上.

　　1.

　　說實在話，我已是很久未去看宋代那些文章及詩詞大家的文字的了，某一天深夜在自家書房里看到一張書頁上，看到這樣一句話：“我從剛會說話不久就開始背古詩，三歲到六歲對于外界的信息接收幾乎都來自古詩，現在我二十歲了，我時常覺得我不是從幼年長大的，而是從很遙遠的地方開始，走了很長很長時間。”突然間，我像是被什么東西撞了一下記憶里某個柔軟的點，心疼了一下子。

　　公元960年，宋代在趙氏陳橋黃袍加身后，國家在周柴的基礎上倒是立起來，雖經了“燭光斧影”之類的奇葩事兒，趙家的后人們卻是很尊了太祖爺在太廟“誓碑”中的指示--“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這條知識分子政策不能說不偉大，因為正是這樣的一句話，讓有宋一代的文人暫時能像一個人那樣去思考去行走去吟詩為文了。這個說法，諸位可能覺得有些奇葩，文人當然是人了，然在古代，文人首先得去入仕的，也就是先得當上什么官，這就與政治掛了鉤，這樣，文人便會有意識的去扭曲了一些自己的想法，尤其是在政權當中，被扭曲了就回不來了，就似司馬遷似的，他要表達某個不同于當時的觀點時，是得用曲筆的，不然，他可受不起第二次宮刑的了。

　　因了太祖爺的這句話，好歹讓宋代的知識分子可以回來做自己，可以回來做自我，天真率直單純，而這種自我的“天真率直單純”的釋放使得宋代在文化的創造力上，產生了一種不要做作，也不要刻意，率性為之的風情和性格。

　　這種“天真率直單純”的東西，我想，大抵可以說是宋代文章里最基本的風格的了。

　　我經常會覺得在宋代的文章里，他們經常會在字里行間里呈現真實的自己，可以是政治家，也可以是文豪或者哲學大師，角色的轉來轉去有時挺讓現在的我們有些頭疼，但于他們自身來說卻并不見沖突，好似所有的分裂人格都在那個時代被認可了。

　　當然在這里，也有一些是沒做得那么好的。我們看到宋徽宗會覺得這人比較麻煩，他是做皇帝的，卻把瘦金體寫成一種風格，在他的《滿庭芳》里有個句子“靈鰲，擎采岫，冰輪遠駕，初上祥云。照萬宇嘻游，一視同仁”。這“一視同仁”的典故大抵就是由此處來的罷。但他天天寫詞，還畫鷹，這就忘掉了那個皇帝的角色，倒真是把自己當成了一個“天真率直單純”的文人了，這個就很麻煩了，一個皇帝不去想辦法弄好民生，倒是天天吟詩作畫玩花石綱，不從皇帝這個最高危職業上掉下來，才真是奇怪了呢。當然，這在當時那個滿朝皆是風花雪月的時代背景下，說不定是一種比較好的人格魅力呢，正如那個寫小樓昨夜又東風的李煜，也是忘了自己做皇帝的本職工作，天天寫詞，詞倒是寫得一流，粉絲也很多，可卻把國家給亡掉了，我想，這是不可取的，最好的，還是兼具樣樣，都能做得好，那才是正道。

　　2.

　　這樣的，我覺得王安石、歐陽修、蘇東坡這些給趙家打工的人倒是反而做得挺好，后來的“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岳武穆也是。

　　這里我們說一說王安石，他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學創作和政治活動密切地聯系起來，強調文學的作用首先在于為社會服務。他反對西昆派楊億、劉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風，認為“所謂文者，務為有補于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縣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適用為本，以刻鏤繪畫為之容也。”（《上人書》）正因為安石以“務為有補于世”的“適用”觀點視為文學創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時弊、反映社會矛盾具有較濃厚的政治色彩。今存《王臨川集》 、《臨川集拾遺》、《臨川先生歌曲》等。

　　他的文章雄健宏肆，揭露時弊，簡練有力。詩歌險峭奇拔、頗多佳作。詞則風格高峻，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著有《字說》《易言》等。今存《臨川集》、《唐百家詩選》及《周官新義》殘卷等。

　　同時，臨川先生所提出的“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故學不可一日而亡于天下”等等這樣率直的論述，足可以看出當時的文人已經具備了天下觀，即視野是以民生的政治主張為前提的，這在當時是了不起的觀念，因為在這之前，所謂天下便是帝王家，“率土之濱，莫非王土”。同時，他也從人性的角度關注每一個個體的生命，如《傷仲永》里那樣人文的關懷。即便如此，但他一樣可以寫出“墻角數枝梅，凌寒獨自開。遙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這樣小清新的文藝范兒，在改革家與文人之間自由的切換，表現在他的文字里，便是自由，率直，適用，不刻意。

　　又如蘇東坡，東坡居士在眉山老家時是做得一手好的川菜樣式的，那道東坡肘子流傳至今，像我這樣的吃貨，現在憶起老家這道味極鮮的美食，也有想流口水的感覺。一千年前，東坡居士被下放到嶺南荒僻之地，不因為說被下放了，遠離了政治中心，就不做事了，反而去了那年頭的嶺南，有更多的機會去跟鄉下的那些遠極京師荒僻之南的人們接觸，覺得有更多的事情得做，閑暇時，在榕樹下坐坐，吃吃嶺南的荔枝。一個被下放的京官，處江湖之遠，卻不以為意，覺得荔枝好吃，“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那地兒的荔枝好吃，對于一個正被下放的官很重要，當然，對一個心態正能量的文人更重要，它意味著人活著不全都是為政治或為文學或者其他的內容，有一天你不能夠當官或者做其他事情了的時候，你還有別的事情可以做，比如說寫一首閑適的小文章，告訴我們這些小伙伴，這棲居處的荔枝有多好吃，然后，他又在《定風波》寫道“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告訴我們荒遠的嶺南有多安逸。

　　3.

　　這就是那時的文人，態度是很鮮明積極的，性格也是率直可愛的。

　　這里有必要提一下宋的理學，朱熹發展了這種哲學流派，雖現在我們把它當成一種很教條的不太有好感的東西了，但其時，宋的理學，是在講生命，是關于生命的學問，周敦頤、張載，他們在談生命之學。周敦頤在《愛蓮說》里，其實說得很清楚，“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凈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這是在談生命活著的態度，談生命中的寬容與理想，談在拿掉所有外在的聲望、權力、財富之后，人怎么樣才能像一個人，做好一個人，這才是他們關心的問題，即生命的本源。

　　宋代的文人崇尚理學，其實這樣的一個哲學體系，與后蜀跟南唐的覆滅有關，當然后來也跟金兵南下擄走徽欽二帝有直接關系，滲透了那個時代某種非常奇特而悲涼的幻滅感和流浪感。這里的“流浪感”與我們曾經聽過的《橄欖樹》里的感覺有些近似，但又有所不同。這種“流浪”，可以說是一種生命的不定形式，也可以說是身在旅途當中，不如歸去的那種情緒。

　　我們看到的《春江花月夜》里，那些傷懷的句子，“……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見長江送流水。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楓浦上不勝愁。……昨夜閑潭夢落花，可憐春半不還家”，也便是一個旅途當中的流浪感，但生命中還有更大的流浪，正如佛經里說的“流浪生死”，就是生命從哪里來，又到哪里去的流浪之感，蘇東坡有一首詞很好的詮釋這種孤獨離索的感覺，《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記夢》中“……相顧無言，唯有淚千行……”，這樣子的“流浪感”是無從言說的，從而讓那個時代對每個個體那個生命的不定性會產生真正的惆悵與愁緒。

　　有宋一代，文人的特色都屬于那種大雅又無邪，大度而真實，涌現出蘇軾，范仲淹，王安石，司馬光等眾多大家，他們雖政界不和，但君子相合，才情相投，以天才的才華點燃了那個軍事孱弱王朝的夜空。

　　所以，我說我喜歡北宋的知識分子，大概都是因為蘇東坡、王安石這些人，都可以進退有措，在各種正能量的性格切換中，不失據，不流落，就是因為他們都有一種對人生與人格的完美訴求，天真、率直、單純，他們的當官或者為文不是為誰做的，是因為自己“天下觀”的理想，所以他們非常清楚為人與做官之間的分寸。

　　4.

　　宋代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文化高峰，宋代審美由唐代花花綠綠、濃脂艷抹的審美風格突然轉向淡雅的極簡美學，因此，宋代無論從李易安的女兒詞，到徽宗的瘦金體，再到范寬、郭熙的大山水，用如今的眼光看依舊并不過時，無不閃爍著高超的審美情趣和雅致的藝術追求。

　　這種文學上的美，簡單、自然、溫和，清逸而高雅。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石一葉皆是浪漫，無處不是禪意，無處不是生活，論極簡之美，宋文學里的詩詞的極簡主義遙遙領先西方，甚至影響了后世千百年。

　　宋的文章里的細節之美，也就是蔣勛先生所說的宋代最可愛的“小”，--“可以很愉快地去寫生命里小小的一個事件，一點小小的經驗”，也就是蔣勛先生提及的“完全”。

　　的確，“小”不見得是一個沒有價值的東西。

　　我們往往可以小見大，在細微處見精致，從細節處出精神。“秦月漢關，西風殘照”是一種壯闊的大美，而在“明月別枝驚鵲，清風半夜鳴蟬”里，我們同樣看到了一只夜歸時受了驚的小鳥，一只合著風兒唱歌的小蟬子呢，這何嘗不是一種極致的美。

　　“小” 是另一種美，是不同于大唐盛世的大氣象的美。一座山是美的，一條河是美的，一截枯木，一片殘雪，一只昆蟲，也是美的，懂得發現生活中的每一點美好，我想，這是宋代最可愛的地方了。

　　你在宋代的文章書畫里可以看到很多的 “小”；相較于唐時的詩文，你能看到的“小”也有，但相對來說，是很少的，“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這樣的意象描寫處處皆是，你看到了直下三千尺的飛流，那你肯定看不見隱約在水幕里的那一小塊鵝卵石，或者一只順流而下的小鯽魚。而宋代的文章詩詞里處處以小見長，“花自飄零水自流。一種相思，兩處閑愁。”是既簡約又可以心照物的，以心照物是因為宋的文人心中已經有“自我”，即人性“生而為人”的精神意識的蘇醒，也就是說他們自覺或不自覺的有了一個對自己生命個體的信心，可以很從容看到每一個生命個體的來來去去，可以有更大的包容，不去做比較和分辨。這些文人習性當然會影響到當時社會的方方面面，所以，這個時代既有范寬在畫《溪山行旅圖》那么大氣魄的山水，而同時又有花鳥畫家在畫《草蟲瓜實圖》非常小的一些小西瓜小蟲子。

　　就連寫字也給影響到了。

　　宋代有一紙《寒食帖》，那上面有好些地方勾勾圈圈，好像寫貼之人，隨性至極，隨意的，寫錯字就點一點，畫個圈也行，隨手就在旁邊寫上改正的，并不覺得有什么難為情，在此，我倒是覺得任何一件偉大的作品跟他的偶爾的瑕疵沒有多大關系，錯了，我改好并做得更好，那不是很好。是故，《寒食帖》里的錯字存在著，本身就是作者對生命的態度，錯了就改好，而不是非得重新再來寫一次，正如生命不會重來一樣，重視當下，生命中的那些偶爾的錯誤，是每一個個體生命歷程中不可或缺的財富，所以，作者寫這貼時，當這個字錯了，他把它圈掉，旁邊又補上一個字，這些在書法中出現，沒有什么不好。后來我們再看宋代文人的書帖上，比如黃庭堅，往往也是有好些地方被畫得勾勾圈圈的，當然，這樣隨性的真性情的美學，因此從一個官方的很正式的規格轉成為文人們的一種真性情的流露。

　　我在這里給中世紀這種意識形態叫做中國文學人性的蘇醒，就是說所謂的藝術是可以看到你的真性情，你的真性情里面是什么就是什么，不要去掩蓋它。

　　這也影響到后世的日式“物哀“之美。

　　“物哀“之美是日本江戶時代國學大家本居宣長提出的文學理念，也可以說是他的世界觀。這個概念簡單地說，是“真情流露”，人心接觸外部世界時，觸景生情，感物生情，心為之所動，有所感觸，這時候自然涌出的情感，或喜悅，或憤怒，或恐懼，或悲傷，或低徊婉轉，或思戀憧憬。有這樣情感的人，便是懂得“物哀”的人。有點類似中國話里的“真性情”。懂得“物哀”的人，就類似中國話里的“性情中人”了。“物偺垼傟”，是“我”（主體，內在）與“物”（客體，外在）的共振和同情。

　　總的來說，宋的文章風骨與才情，是天真、率直、單純、適用，真性情，是為人生的，相較于魏晉風度，更兼具了以天下為念的文學觀與世界觀，是積極入世的。

　　如今生活節奏越來越快，不妨像古人一樣慢下來，去發現生活中的美物、美景，以真性情貼近真生活！

　　微塵陌上（微信cwei33），于園夏仁和里，2018/6/23深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