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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這篇文章的日子，恰逢一代偉人毛澤東逝世40周年。在這個追思緬懷的日子里，我突然有一種迷離感。就是這么多年過去了，至少是80后一代，是沒有見過活著的毛澤東的。而大大小小的影視作品里的毛澤東，也只是經過轉述后的毛澤東。歷史本身是存在過濾機制的，這就不禁讓人去想，我們認識到的毛澤東，是否就完全等同于歷史上真正存在過的那個毛澤東呢？

　　這不禁又讓我想到日本右翼勢力篡改歷史教科書的心理動機。所謂“凡非我親眼目睹之歷史，皆非確實之歷史"。我們設身處地想一想，作為一個生長在新中國紅旗下沐浴著燦爛陽光的一代，我們被灌輸了”吃水不忘打井人“的概念，于是要找到那個感恩的源頭。最終我們找到了毛澤東，于是毛澤東就上了神壇。那么一個戰后出生的日本小孩，都沒看到過日本人去生靈涂炭，為什么要相信自己的民族制造過令人發指的殺孽，為什么要背負這無妄的負罪感呢？即使你把血淋淋的歷史影像資料給他看，因為他本身內心里抗拒，也只會以各種方式證明你的資料是偽造的。我這不是要做什么翻案文章，也不是要幫日本右翼說話。我想說的是，之所以日本當下右翼勢力抬頭，是有其內在邏輯的。德國在戰后不久就道歉了。那么一來，這種道歉的態度就被繼承下來了。二來，下一輩新生的德國人也不需要一出生就背負著巨大的譴責。他們所要做的，僅僅是銘記歷史。于是越加不會再次犯錯。而日本的事情拖了太久，對于侵華沒有明確的歷史態度，而歷史始終要一個說法。而親歷歷史的那一代都漸漸死去。那么同樣的，一來，這種模棱兩可、閃爍其詞的態度被繼承了下來。二來，下一輩新生的日本人本能的不愿承受原罪之重。于是這部分年輕人就更愿意接受閃爍其詞甚至是否認抵賴的歷史態度。于是再重蹈覆轍的可能性正在無限放大。所以這件事情告訴我們一個道理：“今日事，今日畢”是很重要的，否則夜長夢多，養癰貽患，遺患無窮。而且賊因為做賊心虛，還會惡人先告狀。你看看當下的日本，一下指責東海防空識別區，一下詬病中國的軍費開支，制造“中國威脅論”，都是源于這種心理。

　　于是好多國人一提到日本，就一副欲殺之而后快的嘴臉。卻沒有人去想，倘若輕啟戰端，國家將會被拖入一個怎樣的泥潭？看看美國的前車之鑒吧！從克林頓下臺時的生機蓬勃，到現如今陷入越打仗越窮，越窮還越打仗的怪圈中。是什么在作怪？三個字，不容忍。因為沒有足夠的寬容和忍耐，所以動不動就打仗。你看看這樣的國家，在歷史上最后都是個什么下場。羅馬帝國，自我分裂。成吉思汗，客死異鄉。那么換過來說，戰爭的對立面就是外交。而外交的核心思想，就是維持地區間微妙的平衡。而歷史的平衡點是在不斷變化的。我們只有從一個平衡點順利地過渡到下一個平衡點，自身才能有發展的機遇。好多人喜歡毛澤東時代，是因為那時的中國人，揚眉吐氣不窩囊。毛澤東的時代之所以能打，是因為當時是亂世，時局尚且不穩，地盤在重新劃分。但是現在，格局都已經定下來了，你要是再打，你就是規矩的破壞者，是所有守規矩的人的公敵。這里就要說到戰略和戰術。中國象棋，就是典型的戰術思維的產物。最終的結果就是你全死我全活。而在歷史的舞臺上，你不可能打下整個世界，就算打的下你也統治不了。而另一種棋，圍棋，就是典型的戰略思維。圍棋中有許多定式，而這些定式的目的，不是要我贏過你，而僅僅是取得一種均勢。它的結果是你活我也活。最后我贏你半目。我比你活得好那么一丟丟，就夠了。戰術的目的是贏。而戰略的目的，就是我剛說的，平衡的轉移。說到這里，就可以說一下南海問題。我們外交部提出，擱置爭議，共同開發。這其實是有大智慧的。你想，為什么要擱置爭議呢？這是為了保持當下的戰略平衡。而共同開發呢，則是將戰略的平衡引向對我方有利的局面。因為你要是不擱置爭議的話，那美國就要來橫插一杠子。而共同開發，開發也是要本錢的好不好？你越南菲律賓這樣的窮國，你要他開發他也得開發的起??！而這些年，中國在南沙上填的島礁，建成了大量不沉的航空母艦。而美國是域外國家，他不能插手。

　　說回到毛澤東的問題。之所以現在有了所謂的“挺毛”黨，是因為如果一個偉大的歷史人物前半生戎馬輝煌，到了晚年犯了一些錯誤，人們就習慣性地做一種二八開或是三七開的評價。而中國人習慣偶像崇拜，所以不能接受一個有污點的英雄。但是歷史告訴我們，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一個人的成與敗往往都是由于同一個邏輯。毛澤東的成功，是因為他一生貫徹的群眾路線。而毛澤東晚年之所以要發起文化大革命，是他覺得知識分子群體和一部分國家干部開始走到了人民群眾的對立面。簡而言之，發動文化大革命是為了維護人民政權的純潔性。在這里我很想說一句，雖然歷史不能假設，但是我們看到的僅僅是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對于國家造成的損失。那么倘若我們不發動文化大革命，任由當時的“走資派”思想泛濫，又會怎樣？是否會效仿蘇聯解體？如不解體，成為一個資本主義民主國家的中國，走著和美國一樣的發展道路，處處步美國的后塵，沿襲其霸權外交的思想，那么達摩克利斯之劍說不定早就落下來了。因為這些沒有發生，所以我們感覺不到，于是才覺得眼前的損失是巨大的損失。

　　同樣的，時至今日，我們還能說資本來到這世上都流著血和骯臟的東西嗎？什么叫剩余價值？剩余價值不應該嗎？一個資本家他出錢建廠房、買設備、雇傭工人還要聯系產品的銷路。他就不應該從中獲得一些應有的利益嗎？這些質問看似很對。但是在具體的歷史環境下，馬克思當年面對的是歐洲的“圈地運動”，農民被強行剝奪土地，成為了失地的勞工。在那樣一個歷史背景下，馬克思說出這些話你還覺得奇怪嗎？同樣的，我們怪罪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也同我們今天批評《資本論》是一樣的。在毛澤東生活的當下，有智能手機嗎？有互聯網嗎？有現代金融業嗎？既然沒有，那么一切建立在這些基礎設施上的現代社會制度與體系，你讓當時的毛澤東如何預知？當時的中國，是一個百廢待興的中國。是一個危機四伏、各方勢力都還對我們虎視眈眈的中國。是一個還沒有融入世界貿易圈的中國。既然外部條件還不成熟，那么就只能做好排在最高優先級上的事情。那就是黨的路線問題。我一直在說，中國這些年的強盛，是源于黨的基本路線的持續貫徹。對內我們要走群眾路線，對外我們要和平崛起。而之所以中國如今仍在走群眾路線，正是因為有了文化大革命。而之所以我們選擇和平崛起，則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痛定思痛，得出的寶貴經驗教訓。

　　我們經常說歷史真相。但真相有時并不那么重要，比真相更為重要的一個東西叫共識。而與之相對的概念叫爭議。1+1=2，這是真相。大多數人都覺得1+1=2，這是共識。有人覺得1+1=3，于是他和主流意見就有了爭議。這時候又有一個人覺得1+1=3，他們兩個之間就有了共識。真相只是真相，僅僅是一個基礎判定。而最終確定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的，仍舊是共識與爭議。毛澤東因為團結群眾而贏得了天下，也因為一部分人的脫離群眾而發動了文化大革命。這是他一以貫之的人生信條使然。這就是一個最基本的共識。而隨著時代的演進，即使是群眾，也仍然有士農工商的區別，依據其收入水平和受教育水平的不同，我們的社會正越來越形成相對鮮明的階層。這是歷史的洪流，沒人可以阻止。這個時候，或許之前的理論已經不能完全適用，雖然指導思想不變，但是在具體的方法和手段上都需要進行進一步的升級與拓展。但是站在歷史發生的當下，當時的人不可能看透那么久之后幾經變化的世界格局。所以站在歷史發生的當下評價歷史，而不是現實的當下坐擁這那段歷史之后才出現的新的認知去馬后炮般的搬弄歷史的是非。這又是一個基本的共識。同樣，在歷史的當下沒有解決的問題，遺留到了現在。那么出于現實的考慮，我們提出的方案不是進行穿越，進行歷史的假說和重寫，去想如果當時那樣，現今又會如何。而是務實地去思考，當下能做的是什么。怎樣在不破壞戰略平衡的前提下，把事情朝有利于自身的方向來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