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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個動亂的年代里，斗爭已經成為人們議事日程里的主要工作，就連促生產都要以抓革命作為先決條件，人們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階級斗爭當中去了，農民不種地，工人也不去做工了，就連睡覺都要拿著那個紅皮的語錄本，只要你遇到難處，念上一段語錄就迎刃而解了。

    有一次在我十歲那年，上勞動課，去給生產隊拉土雜肥，我們學生裝車，一個老者用毛驢車拉，不知道咋回事兒，那個時候覺得身上特有勁，一上午都休息一下，臨近中午時分，毛驢突然趴在地上不干了，任憑老者用鞭子抽打，毛驢依然趴在地上用乞求的眼神看著老者，老者突然想起了兜里揣著的語錄本，便坐在地上對著毛驢念了起來，念了足有半個多小時，毛驢竟然一個箭步從地上站了起來，拉著一車肥料就往上跑，見此情景，老者突然發出了一聲感嘆：“還是語錄管用呀！”在場的人無不大笑。

    這雖然是個笑話，但卻帶有極大的諷刺意味。

    其實毛驢在休息了半個多小時以后，已經恢復了體力才拉著一車肥料往上跑呢！念幾句語錄就能長出莊稼來，工廠里就能生產出機器來，衛星就能上天，四個現代化不是早就實現了嗎，農民早就吃上白面饅頭了，假如語錄有那么神奇的功效的話，也用不著抓革命促生產了。

    那個年代，在我們村里糧食畝產最高的時候也就是百十斤，記得有一次麥收過后場里堆了一大堆晾曬好的小麥，隊長、會計組織人員用地磅把這些麥子過了一遍，根據種植小麥的地畝數一算，哇，畝產一百八十多斤，凡是在場的人員高興地手舞足蹈，高興之余不免又多了些擔憂，除去交公糧的每人也就是不足四十斤的口糧，像我們一家六口人也就是能分到二百斤小麥，所以那個時候想吃頓飽飯都很困難，別說吃上白饅頭了。母親每天做飯都要掐算一下缸里還有多少小麥，還有多少玉米、地瓜干，還有多少棉油，稍一不慎恐怕就撐不到來年分配的時候，生活相當拮據。

    那個時候家里平時吃的是腌制的咸菜，譬如芥菜，疙瘩，白蘿卜，每年秋季母親都腌幾大缸，吃的的時候放在鍋里蒸一下，每個星期只改善一次生活，還要等到星期天，因為我們兄妹幾個都在外地上學，只有星期天才能回家，所謂的改善生活不過是中午飯的時候炒上一鍋菜，譬如茄子、豆角、西葫蘆。說是炒菜還不如說是鹽水煮菜，因為根本就看不見菜里有油，咸味倒是很濃，有一次我端著一碗燉茄子站在太陽底下看，母親問我看啥，我說照油星，母親說“兒來，別照了，說實話今天的菜沒放油。”我說：“咋回事兒？”母親說“咱家的棉油讓我給你四爺爺了，他上歲數了，出的力又大，應該多吃點油。”我無語了，雖然當時對母親有點意見但我悶在心里沒有說出來。

    母親一生都是這樣，心里始終想著別人，尤其是我家里的幾個老人，每逢過年、過節都要給幾個爺爺（我祖父兄弟四個）送去菜或者水餃、饅頭。鄰居家里有困難母親都盡量幫助他們，盡管我們家也不富裕。

    我要感謝母親，她讓我懂的了如何才是孝敬；我要感謝母親，她讓我明白了如何去做人。

    我們家只有父親一個人掙工資，還要從那幾元錢的工資中拿出一半交到生產隊買公分，真正出力掙工分的只有母親一個人，兩個人養活六口人那種艱難是可想而知了。記得那時候從來就沒穿過一件新衣服，就連我穿的衣服也是姑姑或者是舅舅穿壞了，母親再縫補漿洗后做給我們穿。

    記得有一年冬天下大雪，母親實在沒有賣鞋料的錢，我還穿著一雙漏了腳趾頭的布鞋，凍得我實在沒有辦法，我只好從破爛堆里找出了爺爺從部隊帶回來的一雙破皮鞋，然后塞上麥秸、舊棉花穿在腳上，蹚著冰冷的雪水，去上學，一穿就是一個冬季。每當母親看到這個情況都心疼的眼含淚花。又一次我穿著姑姑退役下來的一雙女式布鞋去上學，惹的全班同學嘲笑我，但我沒有去搭理他們，悄無聲息地上課、做作業，做出旁若無人的姿勢，也許這是我對付嘲笑的最好辦法。

……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八日，黨中央一舉粉碎了“四人幫”反黨集團，摘除了這顆長在“雄獅”身上的毒瘤，十年動亂就此結束了它的騷動。“一石激起千層浪”，全國上下群情振奮，全國進入了撥亂反正的歷史時期。

時隔一年多，也就是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勝利閉幕，全會確定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指導方針；做出把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英明決定。實行改革開放的偉大決策是黨的治國方略的重大轉折，拉開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壯麗帷幕。

    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像春風一樣點燃了壓在人們心里多年的激情，啟動了億萬人的夢想，全國上下人人臉上都露出春天般的笑容，個個摩拳擦掌，人人躍躍欲試。隨之而來的就是科技體制的改革，教育體制的改革，農村體制的改革，等等一系列政策的出臺，各項工作有條不紊的進行，使這個大病初愈的國家再次走進了充滿希望的春天。

    首先迎來的是教育體制的改革，因為改革的首要任務是扭轉教育體制的局面，恢復了高考制度，像那些交白卷、靠推薦，走后門上大學的事情不復存在了，憑的是真才實學，在我們家第一個通過考試改變命運的就是父親。

    父親是文革前的高中畢業生，因為畢業的那年趕上了三年自然災害，國家削減了對農村的招生計劃，父親考大學的愿望成了泡影，其實父親一直是高材生，文、理科全優，聽他的一個同學說，父親的俄語說得很好，曾經灌過唱片，在學校當教材。他的班主任也建議父親報考清華或者北大。因為政策的原因沒能參加高考，畢業后回村當了一名民辦教師，一干就是十幾年。

    在當民師的這段時間里，父親還經常被抽調到公社里給領導寫發言稿、標語之類的文章，像“三湖會戰”，“四清運動”，都參加過，父親的毛筆字很好，美術字寫的也很漂亮，那個時候在農村高中畢業的人也的確是微乎其微了，后來聽父親說，他能寫一手好字除了自己的天分外還因為文革期間寫的大字報太多的緣故，記得當時我上初中時要路過公社駐地，每次路過那條街時常看到父親的“墨寶”，內容幾乎全是口號、語錄、號召之類的東西。每次看到心里總有一種自豪感，還經常對同行的伙伴炫耀：“這是俺爹寫的！”伙伴們總是投以羨慕的表情。

    恢復高考的第二年夏天，父親從廣播里聽說要通過考試轉正一批民辦教師，父親便投入了復習備考的戰斗中，時值盛夏，天氣炎熱無比，父親白天在小樹林里，晚上則把桌椅搬到蚊帳里點上蠟燭進行復習，經過近一個月的刻苦學習，終于以全縣第一名的成績取得了轉正資格，工資由原來的每月幾元錢直線上升到幾十元錢，使我家拮據的生活狀況得到了初步改善，父親也由小學教師轉到中學教書。

    第二個通過考試改變命運的就是我的叔叔，叔是在父親考上高中的第二年考上了我市一個省屬的農業學校，叔叔畢業的那年也正巧是文革高潮的時期，據說他們的校長是個很博學的人，因為一句話被打成了“反革命”，連續批斗了一個多月，批斗他的竟然是他的學生，再后來問題得到了落實，又恢復了校長的職務，他一氣之下把這批畢業的學生開回了老家，一個都沒安排、分配工作，哪里來哪里去；按原則上講，農校是屬于國家計劃內招生的，畢業后有國家統一安排分配工作，只是可惜了這批學生。

    從農校畢業后，叔便到處游擊，干起了農業技術員的工作，雖然沒有分配但也是老不著家，東奔西走的，利用學到的農業技術服務于農業生產。叔的性格很好，幽默詼諧，風趣，和他在一起不知道啥叫煩惱，叔也是在全國科技工作會議召開后，我省響應黨的號召招收一批閑散科技人員，就在父親轉正的第二年，也如愿以償通過了考試的，當了一名技術員，成為國家干部，現已退休在家（正科級待遇）。

    再說姑姑吧，說姑姑就得先說我的祖父了。

    我的祖父是一位軍人出身的干部，上過私塾，后來抗美援朝的時候當了一名志愿軍，說是志愿軍其實祖父連鴨綠江都沒過，便奔波在中國北部的各大軍區，負責后勤及文書工作，據他的戰友們說祖父是在兩彈一星研制過程中做后勤保障工作的，可祖父從來沒提起過，后來轉業到我縣二輕局任書記，幾年后又調到縣醫院任書記，直到退休。

    祖父退休的時候國家提倡子女接班，當時父親，叔叔都沒有成為國家正式干部，姑姑正在上初中，組織部門考慮到祖父的情況后就和祖父談話，要求來一個子女接班，可祖父堅決回絕了組織上的照顧，他說：“誰有本事誰吃飯，別指望我”，當時姑姑正在讀初一，本指望爺爺退休后她能接班，盡早的參加工作，她最后的希望被祖父的倔強破滅了，祖父退休的那天我還記憶深刻，當時是個秋天的傍晚，接到祖父的電話后我們一家人跑到公路上去接他，送他來的是醫院的一輛救護車，隨身攜帶的是一個從部隊帶回來的破皮箱。從此過上了他的田園生活。

    姑姑接班的希望像肥皂泡一樣破滅了，從小嬌慣而又任性的姑姑，很是生氣，從此不和爺爺搭腔，發奮讀書，終于在幾年后考上了我省很有名的師范大學。姑姑拿到大學錄取通知書的那天走到祖父跟前：“爹，我考上大學了！”祖父笑了，姑姑哭了，祖母也哭了。

    在姑姑和祖父不搭腔的那三年里，祖父從來都不后悔當初的選擇，他始終認為他的選擇是對的，每到姑姑回家的星期天里，祖父都把姑姑所需的生活用品一應準備齊全，打好包裹。這些細心的舉動足以證明了祖父當初的選擇是無怨無悔的。

    是呀憑本事吃飯，這是一句多么樸素的話語呀，可現在的人有幾個是憑本事吃飯的呀，有真才實學的讓你在一線當牛做馬；獻媚取寵的當秘書，有錢會送禮的就跟著領導的屁股轉，被提拔的都是嘴尖皮厚腹中空的，被忽略的都是老實肯干有能力的又不會送禮的。

    現在倒好了，國家行政事業單位招收公務員必須經過筆試、面試，沒有真才實學的你就一邊玩去吧！

    姑姑考上大學的第二年我考上了我縣一所普通中學，弟弟和妹妹也在我上高中第二年、第三年相繼考上了師范學校和紡織工業學校。現在都在各自的崗位上干得很出色，并已成為單位的骨干力量。

我們一家也因此被傳為佳話，有一些好心的鄰居每遇看陰陽宅的先生，都自費拉他們到我家那處破舊的老院子里轉上一圈，看看我家的風水如何，從他們看來，我們一家出那么多學生和我家的宅基風水有關，對我們家的先天智慧和后天的辛勤努力持懷疑態度，可每一個風水先生看完后總說一句話：“這家一定能出大學生！”簡直是無稽之談。鄰居們掏了錢當然愿意聽他的話了，證明他們的錢花的值，然后再興高采烈的告訴我們家的每一個人。

    知識改變命運，知識改變人生，這個觀點好像和“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論調不謀而合了，但其隱含的深刻道理又是多么吻合啊。

    其實應該感謝黨的政策，如果沒有教育體制的改革，如果不恢復高考制度，我們家在沒有經濟來源，沒有權勢的情況下很難走出農村，為四個現代化建設服務。

    再就是農村體制的改革像一針強心劑喚醒了沉睡多年的大地。農村實行了聯產計酬承包責任制，包田到戶，人人有地種，人人有飯吃，徹底改變了文革前的困境；我們縣又被上級政府劃為產棉縣，全縣農作物以棉花為主，兼作糧食。

    記得那是一九七九年，我正在上初中，我們家也受了春風的滋潤，分得了幾畝責任田，母親早起晚歸，父親也在課余時間下地干活，我們兄妹幾個也在寒暑假里幫助母親春耕秋種。寒假里就把家里一年攢下來的土雜肥拉到地里，一年下來，糧食豐收了，從此吃上了白面饅頭；棉花豐產了，換來的錢又給我們添了新衣服，每人又制作了過冬的棉大衣、棉鞋，父親也不用去村里的小賣鋪為我們借學費了，更改變了那種一年不知肉味的生活狀態。

    真是一朝春風起，萬紫千紅來，黨的政策徹底改變了神州大地一窮二白的面貌，在各個領域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她像春風一樣所到之處繁花似錦，使億萬人民的臉上如春風拂面，笑逐顏開，也使神州大地舊貌換新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