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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2月，我在讀河北大學中文系漢語言文學專業（文革后第一次全國閉卷考試統招函授面授站學生）時，曾經寫過一篇作業《我的母親》，當時的作文老師要求用描寫的方法完成這次作業，我的這篇作文得了九十分。那時候是以一個學生作業的方式記述了母親局部的人生。時隔十六年后，母親辭世，享年79歲。母親的一生灌注在我的生命里，刻骨銘心，至今可能我的文字水平難以全面刻畫她的形象，萬語千言難以表達我對她的懷念、對她的崇敬、對她撕心裂肺的追思！就讓已是花甲年齡的我，借此和母親再做一次心與心的交談吧。

母親張素貞，1922年臘月22日出生在河北省阜城縣尤莊一戶濟世救人的民間針灸醫生家里，姥爺張炳文娶姥姥尹氏是二婚（姥爺原配夫人青年早逝），母親是他們的長女，乳名小翠。

母親自幼秉承嚴父的教誨，恪守“三從四德”古訓，淑德賢良，勤勞善良，知書達理，慈善廣助，用她不與人爭的一生，默默撐起贍老撫幼的使命，樸實完滿的寫下了善女的人生。

我是父母的長女，從我記事起，母親教我的第一件事：女孩兒要乖巧勤快，從小要學會幫助大人做力所能及的家務勞動，諸如掃地，擦桌子，給母親做飯打下手……從我記事到六歲前，每天跟在母親身邊把堂屋、院子、犄角旮旯掃的干干凈。三間屋子里的擺設擦的一塵不染。尤其是奶奶屋里的紫紅大漆家具，每天擦得鏡光發亮。櫥上的黃銅擺器都能照出人臉模樣。很小母親就教會我自己梳辮子，不記得從幾歲開始我學會的自己梳頭，但是六歲上小學前我就能自己在頭頂梳一個很圓的小辮兒，然后順下來在左右梳兩個長辮子。前鄰后舍的嬸子大娘們人見人夸：你看這孩子這小辮兒真好看。很小母親就用三字經的經典句子教我接人待物，敬長輩，尊父母，和鄰居，愛生命。可小時候我并不完全理解母親的良苦用心，只是聽話，照做而已。比如：早早起，敬雙親，勤打掃……出必面，返必告。尤其是“出必面，返必告”這句話一直影響了我的一生。從記住母親這句話的時候起，無論是小時候出門上街找小朋友們玩耍，還是后來上學上班或者要出遠門，我一直奉行著母親的這一教導，父母健在時讓父母放心，出門前告訴他們我的去向，目的地，與誰同行和幾時回來，回來后除了向父母報平安外，父母最開心聽的是我的外出見聞“報告”，母親聽著我的“圖片”報告，時不時的露出滿意的微笑。母女的心是相通的，知道了母親的心靈需要，我也從小就養成了逢出必告的習慣，對于那些父母一輩子都沒去過的地方，盡量把那里的名勝古跡和山水美景拍回來洗成照片捧給父母看。這在我們那個百余戶人家的小村莊里，當時我們家可能是照片最多的人家了。不是因為我有錢，是我知道年邁的父母牽掛我，需要我這麼做。女兒的點滴匯報對年邁的父母都是一種期待，一種精神寄托，一種生活樂趣。母親在世的時候，由于工作的原因很多時候我不能承歡膝下，母親總把對女兒的牽掛 和思念凝注在我在各地拍回來的照片上，沒人的時候一個人在家里把照片翻出來一張張的看，一遍又一遍的看，一直看到女兒下一次回家。父母離世后，每逢出門我依然會告訴家人和孩子，讓他們心里知道我的行蹤。我覺得這也是家人之間相互尊重的生活本質之一吧。

母親不止一次和我講她的“歷史”：小時候，她隨老爺行醫到過小范鎮,到過建橋街。有一次趕建橋集，姥爺給她買了一個很好看的帽子，她很喜歡，沒戴多久，在又一次趕集的時候，因為人多，她不小心被擠倒了，等從地上爬起來，心愛的帽子不見了。老爺一邊行醫，業余時間自修“金光大道”（當年母親這樣告訴我），每年都會定時到集上買活魚放生……小時候姥姥家住房南邊的坑邊上有好幾尊泥塑的佛像，每年冬天怕他們被凍壞，老爺總是弄些秫秸給她們圍起來，再用泥巴泥好，來年開春再給他們解開圍泥，清理得干干凈凈，就像伺候自家的祖先祠堂一樣認真恭敬。母親是姥爺的愛女，從小姥爺就教她一些修煉的道理，母親說：“從小你姥爺就教給我怎樣手握”陰陽魚，再指給你玄關一竅”。直到出嫁前，她在娘家除了跟姥姥學做女紅，就是跟老爺認真“修道”。可這玄關一竅在哪里，母親始終守口如瓶，我好奇問過多次，母親都守約不告訴我。直到1992年經朋友介紹我認識了“玄靈功”，此功當中有一段“金光咒”我講給母親聽時，母親竟然一字不差的把整個金光咒背的滾瓜爛熟。母親雖然識字不多，但是記憶力很強，很多做人古訓母親未必能寫出來，但是口傳心授張口就來，而且駕輕就熟，通俗易懂。

十六歲，母親經過媒妁之言過門嫁給了小她三歲的父親。那年月女孩兒家的婚姻全由父母做主是天經地義的事情，盡管不知道男方長相脾氣人品，也只有默認服從的份，何況男大當婚女大當嫁早就是社會約定俗成的風俗，母親沒有任何個人意見可言。姥爺看的是劉家就父親一個獨子，沒有仨親倆厚的妯娌，把女兒嫁過來放心能過好日子。母親過門后除了孝敬婆婆，還要恭敬兩位大姑姐。父親有兩位姐姐，二姑比母親大一歲，是淑女型相夫教子的賢妻良母，自己一生育有二男四女，，婚后隨姑父在天津生活很少回家。大姑比母親大三歲。因為爺爺英年早逝，大姑作為長女必然對家里的大事小情，尤其是奶奶的生活起居操心就多，加上她嫁給姑父沒多久姑父就病逝了，獨自守著丈夫前妻（早已病故，大姑嫁的是填房）留給她的兩個兒子（據說大表哥國良僅比大姑小九歲，二表哥國振比大姑小十二歲）在婆家過日子，年輕寡居沒有自己的孩子還要做比自己小十來歲的兩個男孩兒的后娘，不管是解放前后，那角色的苦楚可想而知。現在想來大姑也是為封建禮教觀念犧牲的可憐女子。因此大姑經常回娘家串親散心是很正常的事情。婆家的日子過得比我們富裕，加上大姑精明能干，花錢處事能夠自己做主，對娘家的事情自然主理的就比較多。在我的記憶里，直到1964年奶奶去世，我們家里很多事都是大姑說了算。雖然沒有妯娌，受傳統思想意識的影響，大姑子姐和弟媳和睦相處，在那年代也很艱難，況且大姑在我們家一貫主事霸道慣了，根本就不給母親任何發言處事的權力，母親只有聽命和服從的份，只有忍讓和委曲求全份，只有受氣后暗自哭泣流淚的份。前面介紹過我的父親十幾歲出門學徒，結婚后父親在天津當學徒，母親在家里伺候奶奶，做家務，還要幫助種地和做一些雜活，這對于一個在娘家備受寵愛的16歲女孩兒來說，無疑就像掉進了苦難的深淵。但是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的理念在母親心里從小就默認無余，兩個陌生的男女孩子在大人的主持下拜過堂，成了親后，媳婦就得服從婆家的管教，聽從婆婆的使喚。雖然離娘家只有三里地，但是過了門，母親要恪守婦道，不管在婆家順不順心，都不能隨便回娘家。生是婆家的人，死是婆家的鬼，只有當不好的媳婦，沒有有過錯的婆婆。雖然母親沒有說過媳婦難當得一句怨言，但是母親青年時期的勞累、苦悶和孤獨是可想而知的，因為從我記事起母親就經常提起她的眼睛，她的右眼在年輕時就哭瞎了（眼前半尺內才能看清大概的東西）。解放前的事情我沒有看到過，但是五六十年代我童年的記憶里，奶奶老了，傻了，家里要吃沒吃，要喝沒喝，奶奶要讓母親給她吃好東西，母親沒處去弄，找娘家兄弟“走后門”買來幾斤麩子和棉花籽皮就是好吃的，奶奶吃不下去就罵，晚上睡不著覺也罵，母親從來不還一句嘴。擦屎擦尿，照顧奶奶吃喝拉撒，母親做到了竭盡心力，但是奶奶還是張口就罵。剛解放那會兒我們家鄉一帶盛興婆婆虐待媳婦，左鄰右舍媳婦受姑、婆氣的不止母親一人，所以母親甘心忍氣吞聲的活著。大姑很疼奶奶，每次來家都給奶奶帶些好吃的東西（一兩個高粱或棒子面窩頭），但是大姑對母親這個弟媳從來不放在眼里，不體諒疾苦，經常挑些雞毛蒜皮的事在父親回家時給母親“上眼藥”。父親是孝子，且脾氣暴躁，每次聽了姐姐的告訴，怒氣立刻就來，張口就罵，說打就打，母親從不還口，只是靜靜地流淚承受著眼前的一切……每當此時在我幼小的心靈里除了害怕就是恨父親，直到我上學懂得一些人生道理之后，常常為母親抱不平，再后來長大些了，我甚至在父親怒罵母親的時候心里恨恨的想過：怎么不跟他離婚！因為我親眼所見母親為了這個家拼盡了她力所能及的一切，父親掙的錢她一分都摸不著，她靠自己的勞動養活著我們兄弟姐妹，這時候人民公社了，每家都靠勞動工分吃飯，家里沒有了自己的土地和財產，奶奶說：這家我不當了，嚴娘（哥哥的乳名叫福嚴）你當吧。當家當什么？母親當家之后第一責任就是沒黑沒白的參加大躍進、人民公社五連社、八聯社的集體勞動，白天在本村生產隊出工，晚上出村會戰挖豐產坑……五八年大煉鋼鐵，各家各戶的飯鍋都被揭去煉了“小鋼爐”，六零年前后村里成立集體食堂，三年自然災害家家沒有糧食吃，樹皮樹葉吃光了，返銷糧返來的沒有糧食，而是圓白菜、大蘿卜、苦菜籽……就這些東西當時的村干部在分配時也是看人下菜碟，我家因為中農成分（那年頭只有貧下中農才吃香不受氣），家里又沒有成年男人在村里頂事，所以經常不是沒份就是領給別人分配剩下的，就這樣，母親還要滿臉賠笑的領那些隊干部的人情。為了一家老小活命，能分到正常的活命“糧”，母親晚上在豆大的煤油燈下用一些過去的好料衣服改作成小孩衣服送給當時管事的干部，把過年時父親從天津給我買回來的新書包舍不得讓我用，也拿來送給當時“卡著我們脖頸”的干部家孩子用，當時我很納悶，認為母親對人家孩子比對我好不公平，長大了才知道居人之下的母親活的多么不容易。由于過度勞累和營養不良，母親患了嚴重的浮腫病，腿上身上摁個坑半天都緩不起來。有一天晚上，母親從食堂里領回了一斤”點心“（玉米芯子做的），咬了一口嘗嘗好吃，就給我們吃了，自己喝了點涼水，扒拉了一碗馬齒菜就算打發了自己的肚子。深夜，她給奶奶洗刷完了屎尿褲襪，安頓奶奶入睡后，坐在炕頭湊在昏暗的煤油燈下給我們兄妹縫補衣服，因為困乏勞累，加上浮腫體弱不支，就在我剛剛入睡的時候，一聲鏗噔的重響把我驚醒，睜眼恍惚看見母親已從炕上頭沖下摔倒了地上，母親爬起來，滿臉的青傷，本來就浮腫的臉更讓人慘不忍睹。第二天，帶著滿身的傷痛，母親照常出工去了，因為那時候村里食堂的飯是送到田間地頭吃的，母親一天不出工，我們全家都要餓肚子。在父親62年下放回家之前，一家老小大事小情都是母親一人扛著，為了填飽一家老小的肚子，母親一個人頂星戴月在自家閑院和家后小灣邊開墾了兩小片荒地，用瓦罐一罐一罐提水種了茄子、白菜、豆角。年景好些的時候，有個十斤二十斤的棒子或者谷子，家里沒有牲口使喚，母親帶著我做幫手，求人問磨，人抱著棍子推磨把糧食磨成面子。在那常年牲口出沒的磨道里，每推一次磨，我的胃里都是驢糞蛋子的味道，走出磨道就想吐，可母親很本職做這些活，沒皺過一次眉頭，沒出過一聲怨言，沒發過一次牢騷。她用一個淑德賢良女人的頑強毅力和吃苦耐勞的拼命勞作贍養著婆婆，撫育著我們兄妹幾人。在我的記憶里，不管自己受多少氣，吃多少苦，母親從來不拿我們煞氣，好不容易父親回家了，可頭兩年過慣了城市生活的父親鄉土不服，整天在家聚一伙”朋友“推牌九，輸了錢還要拿老婆孩子出氣，母親敢怒不敢言，她用默默無聲的吃苦勞作為家庭、為兒女無怨無悔地奉獻著自己的心血和精力，靜靜地等待著父親”改邪歸正“，直到父親懂得一個農民男人應該恪守的本分，浪子回頭，主動挑起舉家生活的重擔，母親肩上的“套”才有了緩松的機會。

年輕時的母親勤勞本分，心靈手巧，不僅做得一手好針線，還是墾荒種菜的能手。在我的記憶里有兩件事永難忘懷：一件是大躍進以后三年自然災害期間，村子里除了集體耕作之外，允許農民各自開荒種菜，以自救生命。那時候，母親白天到生產隊勞動，起早貪黑在自家的老宅片和舊場院邊上開出了兩塊菜園子。春種秋收，滿園紫的茄子，紅的辣椒，綠的大蔥白菜，還有胡蘿卜，白蘿卜，扁豆角，藥絲瓜……小灣邊上的菜園里有一年母親還種了山芋，只是光爬蔓子沒長山芋。每天放學后我都會到母親的菜園里看看，有能吃的順手摘回家。母親種的最多最好的是茄子，所以我們家有好幾個月的主食都是茄子。那時候社會生活物資匱乏，別說家里沒有錢，就是有錢也買不到國家控制供應的香油、豬肉之類的奢侈品。所以多數時候吃的是清水煮茄子，上鍋蒸茄子，沒有滋味，沒有一滴油珠，以至于后來一聞到茄子味我就想吐，很多很多年以后，在外工作了，能吃飽飯了，可以選擇菜肴時，我從來不選茄子。有一年母親在我家二門外的舊宅片上種了一間屋子地方大小的爬蔓的花皮南瓜，當時還搭了一人多高的瓜架，從種到熟，母親起早貪黑，用瓦罐從村前的水坑里一罐一罐提水回來澆灌，功夫不負辛勤人，眼看著一顆顆瓜秧開花啦，坐瓜啦，母親一有空就給他們打瘋杈，授粉，一個，兩個，開花的瓜越結越多，越長越大，有倒桃型的，長圓形的，黃綠相兼花皮的，草綠花皮的……我最喜歡那個杏黃色有淡綠溝紋的倒桃型大瓜了。母親每天勞動回來家不回先要到她的瓜架下看看她的“孩子們”。快到臨近收獲的季節，這些大瓜好看極了，我和母親每天早晨不數晚上數，一個，兩個，一共十三個，大的有十幾斤重了，母親用草繩做成圈套在大瓜的下部，再用繩子拴上系在周邊瓜架木棍上，以防大瓜把瓜秧墜折。因為天氣暖和，瓜秧旺盛，母親總想讓她的瓜長足，所以一個都舍不得摘。可恨的是在我們自己舍不得過早摘瓜的時候，母親的瓜被賊看上了。當時父親在天津上班，哥哥在中學住校一個月回一次家，家里只有我和奶奶妹妹幾個小女人，賊人（母親基本猜出是誰干的）欺侮我們弱無依仗，在我們全家熟睡后的一個晚上，把我們自己舍不得摘得十幾個大瓜全部偷走了。看著空落落的瓜架，母親氣的臉色煞白，欲哭無淚，能找誰說去呢？氣、悶只能往自己肚子里咽。來年的春天，母親賭氣不再種瓜菜，三間房的舊宅片全部種了向日葵。說來也怪，母親種啥都長得出奇的好，每顆向日葵的莖桿差不多有大人的一握拳粗，葵花頭個個長的像圓盤，累累果實壓的彎著頭，金黃色的花片圍在籽實周邊，為了防備人們“順手牽羊”，母親用棗樹枝子和一些秸稈摻著在向日葵外沿扎了一圈籬笆墻。眼看著秋天收獲的時候就快到了，母親天天念叨著收了向日葵，留一點給我們過年炒炒吃，大部分可以賣些錢，買些過冬的煤砟取暖。有了瓜被賊偷的經歷，這次母親晚上睡覺特別留意門外的動靜。經常咳幾聲已示家里有人盯著門外東西呢。沒想到有一天傍晚，就在我們全家點燈在屋子里吃晚飯的時候，向日葵照常被“人”全部收走了，又是一顆不留。事后西鄰的常贊姐來家告訴母親：昨晚我記工分回來走到你家大門洞時，正碰上某某爺倆抬著一大笸籮東西往家里走。清早起來母親跟著滿地掉落的碎花瓣已經明白了是誰干的，但是母親既沒有上房罵街，也沒有去找這戶鄰居。母親說：你沒有抓住現場，就算到他家里看到滿笸籮的向日葵，人家不承認偷你的，你有什么辦法？況且那人常年偷雞摸狗誰都拿他沒辦法，誰讓咱沒人沒力啊，母親辛苦一年的成果又給賊人搶收了。老百姓有句口頭禪叫禍不單行，那些年，因為家里沒有男勞力，到父親劉家五輩單傳，沒有進門當家，娘們孩子過日子被小人欺負成了我家的家常便飯。冬天太冷了，母親買了三百斤砟子，準備給奶奶點爐子取暖。在一個太陽高照的午后，善良的母親篩出大砟塊弄回家，把細煤面摻上堿土和成了煤泥，在二門外的墻頭底下攤成十幾個大煤餅，因為這里陽光直曬，可以干得快一些。那是個星期天，沒去上學的我給母親幫忙，母親攤大煤餅，我用當時吃飯的小勺剋小煤球，我們娘倆滿頭大汗干了一下午，第二天早上開門一看，母親攤的大煤餅一個沒剩，都被賊人（母親依然知道是誰干的）搬走了（當時母親沒想到煤餅晚上會上凍，很好整個搬動），只剩下我用勺剋得二十幾個小煤球。那年頭老百姓丟了東西時興到房頂上  罵大街，找不回東西也解解心頭恨！可母親從來沒有罵過一次，盡管心知肚明是誰總禍害我們，母親總是生頓氣默默地忍了。 因為母親認為偷我們的“賊” 也是窮的沒路走，硬的不敢惹，才沖我們下手，母親相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多行不義必自斃！ 事實證明了這些人家孩子長大后都沒有我們家孩子有出息 ，他們家后來的日子都沒有我們家日子過得好。 

我的記憶里除了60年挨餓活不下去了到天津找父親吃了兩個月的飽飯（當時父親在天津利和毛巾廠當炊事員，靠朋友們省下一些棒子面接濟我們），父親破天荒買了幾尺花布，讓母親給我縫了一件碎花襖之外，因為家里窮，母親幾乎沒有再直接給我買過新衣服。但是母親不管用誰的舊衣服給我收拾著穿，總是讓我穿的很得體，我最喜歡的一套衣服是母親用小姨出嫁時的（小姨當時隨姨夫在北京生活，臨走把她的許多衣物裝了一皮箱放在我家讓娘給保管）一件淺粉緞子嫁衣給我改做的褲子，和一件搭配相宜的淡綠色半袖小褂，雖然是改作的，但在我的心里覺得非常珍貴，非常好看，非常喜歡。只是母親平時舍不得讓我穿，只有走親戚或者家里有什么重要人要來才拿出來讓我穿上，很多時候我放學回家，只要母親不在家，我就悄悄地從箱子里找出那套衣服，穿在身上，站在鏡子面前打著圈的照，心里那個高興啊，過會兒穿癮，脫下來在悄悄地放回去。母親回家后我裝的和沒事人一樣。不光是對我，家里所有人拿的出手去的衣服都是走親辦事才穿一回，母親自己也不例外，所以，這件事我并不恨母親。只是心里一直惦記著那套好看的衣服有好幾年。那時候國家每年每人發給一丈七尺三布票，平時穿衣大部分靠自家織布紡線解決。母親在當塊是一把紡線織布的好手，從上小學，到初中畢業，到印刷廠上班，到1975年調進衡水地區婦聯會工作，我的被褥和棉衣棉褲全是母親自己紡線織成的粗布做的。母親會織幾種顏色穿插的花布，一般都是晚上熬夜紡線，春冬兩閑和左鄰右舍嬸子大娘們一塊在西過道里聯合抻線劈線，按著每家參加的數量合伙織好了再分布，好像粗布是論個的，每年我們家都要織三兩個布，不是夠用了，好像就有那么多的棉花紡成的線。（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