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死了，中國怎么辦？”
忽然覺得梁漱溟先生就站在我的面前，衣冠楚楚神情嚴肅地說。
他深邃的目光注視著前方，腦海里思考的仍然是他執著一生，孜孜以求的兩大問題：“一個呢，現實問題，現實中國的問題，因為中國趕上一種國家的危難，社會的問題很嚴重……還有一個問題是一個超過現實的、也是人生問題，對人生的懷疑煩悶——對人生不明白，懷疑它，有煩悶……兩個問題不一樣，一個就讓我為社會、為國事奔走，一個又讓離開。”
二
“我死了，中國怎么辦？”
沒有強烈的責任感使命感哪有這樣振聾發聵的一問！
這是香港淪陷時候發生的事。面對敵機的狂轟亂炸，梁先生安然打坐。別人疑惑，他說：“我尚有大業未成，不會遽死。”香港淪陷后，在港的文化名人乘船撤離。天空有日機轟炸，水中有水雷騷擾，滿船的人都惴惴不安，徹夜難眠，只有梁先生鼾聲如雷，睡得踏實睡得香。有人問：“先生不害怕嗎？”他平靜地回答：“怕什么，我是死不了的，我死了，中國怎么辦？”
三
為了“中國怎么辦”，梁先生在中國發起過鄉村建設運動。20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初，中國農村經濟出現嚴重衰落，農村社會動蕩不安。帝國主義的侵略、封建統治者的掠奪加上天災人禍的打擊，全國各地農村普通出現農產品價格低落，輸出減少，農民購買力下降，地價下跌，耕地荒蕪，土地所有權再度集中的趨勢，并且導致農業生產力下降，農產萎縮，農村金融日趨枯竭，農民生活貧困，農民大量流離和死亡。在此狀況下，“農村危機”、“救濟農村”成為當時中國社會的強烈呼聲；“復興農村”、“鄉村建設”、“農村改進”、“改革土地制度”形成一股強勁的改良熱潮。梁漱溟發動并指導山東鄉村建設就是一個有益的實踐。
梁先生對中國傳統社會“倫理本位”、“職業分立”有著獨特認識，借鑒西方近代化中團體組織、科學技術的優長，提出了一整套社會改造的構想，即“鄉村建設的路”，并以“出家”的精神努力加以實踐。關于鄉建運動的內容，梁漱溟規定了三個主要方面：“所謂鄉村建設，事項雖多，要可類歸為三大方面：經濟一面，政治一面，教育或文化一面。”經濟方面，主要是謀求農業各門類的發達，謀求技術改進和經濟改進，其組織方式就是各類形式的合作自治體，進而以農業發展促進工業開展，逐步走機械化道路；政治方面，主要是在經濟普遍合作提高的基礎上建立自治組織，由經濟合作引入政治自治；文化方面，主要是進行全民教育，包括學校教育、鄉間禮俗興革、禁除積弊、樹立文明風尚等等。
梁先生的鄉村建設運動由鄒平縣開始，繼而擴大到菏澤、濟寧等魯西南14個縣，實驗活動取得很大成效，鄒平最為突出。1937年7月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日本帝國主義入侵山東，梁先生苦心經營七年的山東鄉建運動被迫停止。作為一場鄉村改良運動，梁先生的鄉村建設運動雖未能從根本上改變山東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教育的落后、貧困面貌，但其改良舉措，諸如辦學活動、合作運動、農業改良、禮俗改革等，對于促進實驗地區經濟建設，提高實驗地區農民文化素質，做出了積極努力。
新中國建立后，梁先生“醒悟”到自己走的是改良主義的道路，是行不通的。盡管如此，梁先生“改造舊中國，建設新中國”的愛國初衷和為之奮斗的不懈努力值得我們永遠敬仰。
四
為了“中國怎么辦”，梁先生在白色恐怖面前，不畏強暴。1946年，李公樸、聞一多被暗殺后，他在記者招待會上公開痛斥：“特務們，你們還有第三顆子彈嗎？我在這里等著它！”他發表了《民盟秘書長的談話》，并說：“我要連喊一百聲‘取消特務’！”
為了“中國怎么辦”，梁先生批林不批孔。1974年2月24日，81歲高齡的梁漱溟衣冠楚楚，提著鼓鼓囊囊的皮包走進政協會議室。他把講稿、參考書、筆記本整齊地放在茶幾上，站起來向大家鞠了個躬，就像當年在北京大學講壇上授課那樣侃侃而談，題目是《今天我們應當如何評價孔子》。他從闡述中國文化入手，肯定了孔子在中國文化史上的歷史地位和學術上的成就，并針對當時所發的中央文件《林彪與孔孟之道》說：“林彪是不是要走孔子之路、行孔孟之道？我卻不敢相信。我不認為林彪是受害于孔子。所以，我的態度是：不批孔，但批林。”
先生的這番話，轟動了北京城。于是，全國政協的“批林批孔”發展成了“批梁”。從1974年3月至9月，大小批判會開了100多次。給他扣的帽子是“孔老二的孝子賢孫”、“孔孟之道的衛道士”。對此，他的態度是每會必到，到則沉默：“我不再申說，靜聽就是了。”
為了“中國怎么辦”，梁先生為中國知識分子鳴不平。文革時期教師成了被批斗的對象，被冠以“臭老九”的帽子，書本也隨之被學生們拋棄：知識越多越反動。為此，梁先生寫《詠“臭老九”》一詩，以示抗議：
九儒十丐古已有，而今又名臭老九。
古之老九猶如人，今之老九不如狗。
專政全憑知識無，反動皆因文化有。
假若馬列生今世，也要揪出滿街走。
五
為了“中國怎么辦”，梁先生敢向領袖“叫板”。1953年9月中旬，中共中央邀請100多位民主人士征求對黨的“總路線”的意見。梁先生在會上發言說：有些農村干部把持鄉政權，違法亂紀，生產沒有搞好，農民吃不飽，跑到城里當小工。有的露宿街頭，設鍋造飯，影響市容。公安部門今天把他們送回去，明天他們又來了，“工人農民的生活有九天九地之差”。工人在九天之上，農民在九天之下。希望共產黨進了城不要忘掉了農民。對農民施行仁政，要體恤農民云云。
毛澤東講了份量很重的話：“講老實話，蔣介石是用槍桿子殺人，梁漱溟是用筆桿子殺人。殺人有兩種，一種是用槍桿子殺人，一種是用筆桿子殺人。偽裝得最巧妙，殺人不見血的，是用筆桿子殺人。你就是這樣一個殺人犯。”
毛澤東把目光轉向全場，說：“梁漱溟反動透頂，他就是不承認，他說他美得很。他跟傅作義先生不同。傅先生公開承認自己反動透頂，但傅先生在和平解放北京時為人民立了功。你梁漱溟的功在哪里，你一生一世對人民有什么功，一絲也沒有，一毫也沒有。”毛澤東還說：“假若明言反對總路線，主張重視農業，雖見解糊涂卻是善意，可原諒；而你不明反對，實則反對，是惡意的。”
梁先生對這一批評不服，寫信給毛澤東申辯：“你說反對總路線，破壞工農聯盟，我沒有這個意思，你說得不對。請你收回這個話，我要看看你有沒有這個雅量……”毛澤東未予理睬。梁先生犯上了桀驁不馴的牛脾氣，死活不肯認錯，在9月18日的大會上，再一次朗聲質問毛澤東：“我還想考驗一下領導黨，想看看毛主席有無雅量……因為黨常常告訴我們，要自我批評，我倒要看看黨的自我批評是真是假！”
后來，梁先生提及此樁公案時，不僅沒有對毛澤東報以惡語，反而作了自責。他說：“有我的頂撞在先，才有毛主席的批判在后……當時是我的態度不好，講話不分場合，使他很為難。我更不應該傷了他的感情，這是我的不對。他的話有些與事實不太相合，正像我的發言也有與事實不符之處，這些都是難免的，可以理解的，沒有什么。他（指毛澤東）已故世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為了“中國怎么辦”，梁先生注重自己的修養。梁先生以誠帶人，他的處世原則是，在人格上不輕易懷疑人家，在見識上不過于相信自己。他待人直來直去，總是誠懇地微笑，使見者大為感動。梁先生非常謙虛。他崇拜諸葛亮，曾說“我愛他的謙虛。一般人都認為他很有智巧，其實他很謙虛，愿意聽人家指責他的話。謙虛謹慎是最可貴的品質，一個人自以為聰明、了不起，那就不行了。”梁先生與李大釗相熟，李就義后，他說自己不敢與李相比，“也不敢冒昧地自居于交誼深摯之列了”。梁先生生活簡譜。他說“吃飯是為了活著，活著不是為了吃飯”。他堅持素食七十余年，除了雞蛋、牛奶，其他葷腥一律不沾。三十歲以后，梁的身體愈發結實，體質、精力為友輩所不及。建國初期，在一次宴會上，毛澤東見梁只吃素食，又不飲酒，笑著說，梁漱溟堅持食素，清心寡欲，定長壽也。
梁先生曾書一座右銘：“情貴淡，氣貴和，唯淡唯和，乃得其養，茍得其養，無物不長。”晚年，談及文革的遭遇時，他說：“行云流水，不足掛齒。當時心里有點不愉快，幾天不就過去了。”
1988年6月，95歲高齡的梁漱溟坦然告別人世。作為“中國最后一位儒家”，一個畢生探求中國問題人生問題，而且又能在社會實踐中身體力行的學者，梁先生無愧于“中國脊梁”！
“我愿終身為華夏民族社會盡力，并愿使自己成為社會所永久信賴的一個人。”剛正不阿、善惡分明、表里如一的梁先生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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